（德國之聲中文網）自中國外事辦主任王毅和美國國安顧問沙利文維也納會晤後，中美高層陸續會面，人在美國，參加APEC經貿部長會議的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已同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貿易代表戴琪舉行了會談。中國駐美大使謝鋒上周赴華盛頓上任並會見了美國務院副卿紐蘭。接下來，中美訪長亦不排除在新加坡香格里拉會議期間以一種非正式方式見面的可能。美方的氣候特使、商務部長和國務卿相繼表示要訪華。但目前中美高層接觸還侷限在經貿領域，假如國務卿布林肯今年下半年能夠訪華，表明兩國自3月的"氣球事件"導致高層交流中斷的局面得以全部恢復。無論如何，由於今年APEC領導人會議在美國舉行，習近平會和拜登進行又一次面對面的會談。

間諜氣球，小題大做

不過，近期中美高層恢復接觸看起來更多是由美方主動發起，中方則處於冷靜觀察狀態。美國政要至少在最近一月，不斷放話要訪問中國。華盛頓之所以要打破雙方的這種外交僵局，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事後發覺，對"氣球事件"有些小題大做，過度炒作，誇大了中國的"間諜氣球"對美危害。華盛頓至今沒有公佈"間諜氣球"的調查結果，到底有哪些威脅美國國土安全的證據。二是美國最近的麻煩事很多，最緊迫的債務上限談判兩黨雖然達成協議，可要解決這一問題，還需得到中國的幫助。此外，台海形勢愈加嚴峻，雙方需要設立護欄，氣候等全球性問題亦需美中合同共同去解決。三是華盛頓高官喊話訪華，不排除在輿論上製造一種效果，將中美中斷交流對話的責任歸咎中方：華盛頓是想和北京對話的，但後者不願意，從而讓北京承受國際輿論壓力。

從北京的角度看，美國對"間諜氣球"的處理方式讓北京覺得欺人太甚，反映了美國兩黨和社會在對華態度上的"歇斯底里"，北京認為自己才是"間諜氣球"事件的受害方。當北京覺得理在自己，通常的做法就是取消雙方高層互動以及相關的交流與合作。一般來說，相對強勢的一方，更多希望看到對方行為的透明性和可預期性；而相對弱勢的一方，則喜歡行為模糊一些，不願讓對方看清自己的行為意圖。所以北京取消雙方高層交往，對華盛頓並非有利。但北京並非真的以後就不跟華盛頓打交道，取消高層互動只是表達一種姿態，只要華盛頓發出恢復交流的訊號，北京會半推半就地予以響應，解除雙方高層交流的限制。

不可對華盛頓的呼籲置之不理

這次北京和以前有些不同的是，面對美國高官的訪華呼籲，一再表示，美方必須拿出誠意，不要一邊說交流合作，一邊又變本加厲打壓中國，這是行不通的。也許是在經歷過多次這樣的情況後，認識到華盛頓的交流訊號並非誠心。儘管如此，北京也擔憂，如果對華盛頓的呼籲一直置之不理，確實有可能被美國輿論反手做文章，把阻礙兩國交流的責任推到中方頭上。北京不希望給國際社會這種印象。此乃中美關係近期有某種回暖的背景因素。

然而，從王文濤同雷蒙多和戴琪的會談來看，這種回暖是非常脆弱的，隨時有可能被某個意外事件或者美國的某項對華政策打斷。根據中方通報，王文濤和雷蒙多的會談，中方用了坦誠、專業、建設性的交流來表述；王文濤和戴琪的會談，中方用了坦誠、務實、深入的交流來表述。雙方交流的議題，除美對華經貿政策外，對前者是半導體政策、出口管制、對外投資審查；對後者是經貿領域涉台問題、印太經濟框架、301關稅。由此可見，雙方是各說各話，強調各自的立場，唯一的共識就是雙方同意繼續保持交流溝通。

缺乏最基本的信任

換言之，中美經貿高層的這兩次會談，唯一的結果就是雙方主管官員見了一面，並同意下次繼續見面。有很多人會說，從中美關係的現狀看，見面總比不見面要好，見面哪怕吵架，能讓對方明白自己的底線和訴求是什麼，從而避免誤判。確實，見面也有作用，但僅此而已。如果雙方在利益有很大交集、相對能夠達成妥協的經貿領域，都沒有任何共識，那麼在關乎各自戰略安全的外交和國防領域，要想取得任何一點共識，就更不可能。故可想像得到，即便中美防長不日可以非正式見面，也一定在相關議題上針鋒相對，寸步不讓。

這不免讓外界猜疑，這種為見而見的會談是否有何必要，中美為何不能跳出各自的利益算計，從一個更廣闊的人類的利益來處理雙邊關係？關鍵還是信任缺失，這是中美全部問題的症結所在。沒有最基本的信任，雙方就只能全力以赴進行對抗。同謝鋒相熟的復旦大學教授吳心伯日前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認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兩個最主要的問題：一是美國對華認知不正確，把中國看成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要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二是美國在對華政策的設計上，把競爭作為中美關係的最主要部分，而競爭實際又是遏制和打壓中國。美國對中國所以有這樣"不正確"的認知和政策，正是互信缺失造成的。因此中國想要美國重新校正對華認知，改變對華的競爭政策，至少在未來幾年，都沒有可能。

怎樣構建互惠措施？

但總不能讓這種狀況無節制地蔓延下去。美國智庫史汀生中心資深研究員羅伯特‧曼寧最近建議，美中應"以互惠措施為基礎，一小步一小步、一塊磚一塊磚地來建立某種程度的信任"，如雙方重新開放被關閉的領事館、放寬學生和教師的簽證、開展貿易技術談判以及為人工智慧等新興科技制定規則等。另一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何瑞恩也撰文稱，華盛頓可以優先考慮與中國的直接、私下外交，"私人信件、電話、國家安全顧問之間的安靜談話、低調的訪問以及通過大使館進行的工作，將為美中關係取得進展帶來更大的前景"；同時"暫停與北京就處理兩國關係的危機管理機制和原則進行談判，在目前的關係氣氛下，推動這些話題將會加劇而不是降低風險"。他還指出，美國越是完全依賴威脅和懲罰來與中國打交道，並從生存的角度來構建競爭，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就越可能"踩剎車"，以防止被推入與最大貿易夥伴的正面對抗，美國的合作夥伴中很少有國家對加入一個反華集團感興趣。這些建議都很有道理，也有必要，然而問題是，誰先邁出第一步，北京還是華盛頓？

從這個角度說，雙方這種為見而見的會談還是有意義的，保不準在多次的會談中，雙方在某個議題和某件事情上建立最低程度的共識，然後慢慢地積累起更多共識。這會是一個相當緩慢和煎熬的過程。目前遠未到時候。就中美的歷史趨勢而言，雙方尚未脫離寒冬；但就拜登上台以來的中美關係而言，雙方或進入了初春，感受到某種初春的暖意，不過這種暖意不足以達到讓花兒吐蕾的程度。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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