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民間對李克強的紀念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爭議。這些人認為，就李克強自身而言，既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經濟成就，在政治上所做的也乏善可陳，既不敢公開對現體制表達不滿，還得做和稀泥的事情，本質上他還是在維護黨的統治。對人民表現出的某種廉價同情，反而會麻痺民眾對現政權的本質認識，給民眾一個虛假希望。這種意見認為，李不值得人民這麼懷念他，尤其是那種發自內心的懷念。

大概在這種意見看來，凡是共產黨的政治人物，特別是前領導人，包括胡耀邦等，只要他們還留在黨內，沒有公開叛黨，他們的死就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不過，人民--這裡取這個詞的集合意義--顯然不這樣認為，他們對中共政治人物的情感，是有取捨的，遠的不講，江澤民和李鵬，這兩位先前搭檔，民眾對兩人之死，態度就非常鮮明，對前者，鮮花紀念，表達一種哀思；對後者，自發紀念的，很少看到。如果說江澤民死的"正是時候"--中國政治的黑暗時代，他本來得不到很多人的紀念，李鵬也就比江早兩年死的，然而民眾為什麼對他懷念不起來，這說明人民心裡有桿秤，對政治人物有一個基本的價值評判，這個價值評判是基於"好人"、"壞人"這種樸素的標準，並不以是否在維護中共統治來作標準。因為以後者為標準，會發現，只要不和黨公開決裂，就不是好人，而這和多數人的基本認知是不一樣的。

人民的眼淚並不廉價

從這個角度言，李克強的這次去世，得到人民更多的懷念，與人們未曾料到的突然死亡方式有關--相比江澤民以一種正常的外界已經預期的方式死亡，猝死的方式客觀上確實能獲取人們對逝者的更多同情，何況，李的去世，從時代背景看，政治黑暗又比之前加深。但這個因素的強化也是建立在李克強這個人本身值得紀念的基礎上的。人民的眼淚並不廉價，不是所有政治人物之死都值得他們同情。如果一個政治人物本身不值得紀念，人民不會去紀念他，就像人們對待李鵬之死一樣。

李克強有許多侷限，包括性格上，也包括理念和政策上的。從性格來講，偏柔軟，沒有那種殺伐果斷之氣，在中國的官場政治文化裡，這種性格可能不適合做政治家，難於指揮隊伍，推行力度很大的會牽動各方利益關係的政策；從理念來講，他有一些做法和政策未必是對的，即便沒有習近平的擠壓，比如，他強調要在中國推行城鎮化而不是城市化，兩者雖只一字之差，然而政策含義有很大不同，前者以縣城和大的鄉鎮為中心來配置資源，後者以大城市為中心配置資源，顯然，這是兩條不同的發展思路，而從中國來看，應該走城市化而不是城鎮化的發展道路。

但是，人民為什麼仍然認為他值得紀念，仍然要借紀念他來表達對現政權的強烈不滿？人民不會隨意找一個政治人物去表達對當下政治的不滿，就說明要找的這個政治人物本身必須是有價值的，是值得紀念的。而在現今的中共領導人裡，再無人在這方面比李克強更合適的了。我們假定，今天去世的不是李，而是王岐山，人們也會表達某種懷念之情，但難以想像他會得到比李克強的更多鮮花。原因在於，外界對王的爭議和兩極評價要比李大得多。

一股清流

李克強是中國政治的一股清流，他讓人們看到，即使在中共這種腐化到極點的政治文化裡，在共產黨的隊伍裡，依然還是有政治人物不甘墮落，要留一個清白在人間。這麼講不是要人們對中共還存有一線虛假希望，而是指出，哪怕在任何一種惡劣的環境裡，總會有正直的人存在，從而讓人對人類不至於失去希望。

李克強是在中共的黨文化裡出生、成長和接受教育的。他經歷過文革也經歷過六四。從上大學時期起，就作為未來的領導人培養，應該說仕途一帆風順，直到遇到習近平。按理，這種黨刻意栽培的領導人，是黨文化和官僚氣十足的人物，簡言之，其黨性大於人性。過去十年，中共政治更有意塑造這種黨文化黨天下，培養的是一個個不說人話只說黨話的黨棍。然而，作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中共領導人，李克強看起來與這種黨文化格格不入--雖然免不了有時也要作黨八股式的表態。可以說，在李克強身上，黨是失敗的，他沒有成為黨要把他培養成的樣子，按照黨的期待去行使管治權，而是還保留人性的本色，說人話，作人事；換言之，沒有為了黨性忘掉人性，失去人之為人正直的本色。他的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金句"，如"國家是人民組成的，人民好國家才能好"、"全國還有六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農民遇到大病靠自己扛是很難的，沒有健康就沒有幸福"等，說的都是人話。對人也平易近人，不端架子，沒有"驕嬌"之氣，更不是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人稱"平民總理"。要做到這些，是不容易的。共產黨的高官，差不多都忘了自己從哪兒來，雖然他們嘴上也會說，來自人民。

說人話做人事不易，不貪不腐更難。因為前者要唱幾句高調，誰都會，然而，要做到真正的不腐敗，在中共的腐敗醬缸文化裡，難上加難。腐敗的政治學定義，是權力的不恰當使用，或者說權力的濫用。而權力濫用的結果，在現實當中當然表現為獲取經濟收益以及其他的好處。有沒有人只是為純粹展示自己有權支配某種資源，獲得某種使用權力的快感，而濫用權力，當然有，但是，更多的官員濫用權力是為取得金錢和其他回報。一個官員在某一時刻不濫用權力其實不難做到，難做到的是，在腐敗成風，各種監督腐敗的機制和制度都失靈，沒有什麼太大成本的情況下，也不去貪腐。在這種情況下，即便官員自己能夠把握得住，有定力，能夠拒斥腐敗，也難保證或者約束家人、家族不去腐敗。我們看到，有些高官能夠守住不貪腐的底線，可是他的家人涉及其中，最後把自己也牽連進去。但是，李克強一生官運亨通，從他做團中央書記、兩個地方的一把手，乃至上調中央，做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和總理期間，在每個人生的轉折階段，都有大把的貪腐機會，然而，外界至今沒有聽到他和他的家族有腐敗的傳聞。這是非常不易的。

何以壯志未酬？

李克強或許還是中共最後一位擁有完整市場經濟理念，擁抱市場，主張與人類文明接軌，要讓中國融入全球化的人類康莊大道的領導人。上台之初，他也曾意氣風發，想大干一番，有所作為，提出了一套以強化市場，放鬆管制，改善供給，創新驅動為主的結構性經濟改革思路。打破准入限制，轉變政府職能，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減少政府微觀干預，調整國內利益分配，推進各種要素改革，在這方面，他也有許多"金句"，如"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凡市場能夠做到的，交給市場；凡社會能夠做到的，交給社會"、"公開是慣例，不公開是例外"、"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長江黃河不會倒流"。市場把他的這套結構性改革方案稱之為"克強經濟學"。在過去10年，如果按照他這套改革思路去做，中國也許能建成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現在的偽市場體系，中國經濟會比現在更上一個台階，人民的生活會比現在好過得多。然而，壯志未酬，只能讓人扼腕嘆息。

李克強是中國改革以來最弱勢的總理，這從一個側面反證了中國政治環境和政治文化在過去10年的急劇惡化。雖然人類的歷史和大方向是趨向進步的，然而在某個階段，卻總有反復，甚至會有較大的後退。從李克強的作為看，面對這種極其糟糕的黨文化和黨天下，他所做的甚至比不上中國古代帝制的首輔。古代一些朝廷的首輔，面對皇權的胡做非為，還敢去據理力爭，甚至不惜以身犯上，李克強沒有這樣做，這確實是他性格中的一個弱點。然而，據此認為他是明哲保身，或者乾脆和習是一夥的，這種認識就走極端。必須看到，現在雖然不是帝制時代，沒有皇帝，然而中共對國家包括官僚的控制，比皇權還要嚴格百倍。古代皇帝雖然擁有對臣子的生殺予奪大權，但是，皇權也受到儒家倫理的約束，帝王如果昏庸無能，濫殺無辜，儒家也主張造反，實際上，受過儒家正統教化的古代皇帝，除了極個別的無道昏君，對百官群臣尤其宰輔，是不敢太過造次的。

但是，共產黨是個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強調黨員幹部對黨的無條件服從，無論你官職多大，在黨面前，都是那個不明事理的小學生，黨作為一個掌握宇宙真理的組織，永遠不會犯錯，永遠絕對正確，犯錯的是不服從黨的教誨的個人，所以，當黨員幹部和黨意見不一，要檢討的不是黨，而是黨員幹部。這種組織文化和體系決定了個人不可能去對抗黨，除非和它公開決裂。然而，在黨壟斷權力和大部分資源下，一個人叛黨，也就失去了話語權和影響力。

可這種組織文化和結構體系也給了黨內野心家以黨的名義發號施令。如今就是這種狀況。全黨不得不聽從習的一個人的號令，他代表黨壟斷著真理。因此，在看待李克強沒有公開和習反目的問題上，有他懦弱的成分在內，但我們需要明了，中共這種特殊的組織結構和組織文化，會削弱官員公開反叛的勇氣。這不是哪個人的錯，或許是中國這個民族的某種歷史宿命。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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