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譚德塞1月28日在中國防疫處於最關鍵階段對北京進行了24小時的訪問，大贊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稱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他說："中國在震中遏制疫情的努力一直是防止病毒進一步擴散的關鍵。中國以創紀錄的時間鑑定出病原並且立即分享，這導致了診斷工具的迅速開發。"表揚中國完全致力於內部和對外透明，"這是中國制度的優勢，有關經驗值得其他國家借鑑"。

當中國的疫情向全球擴散世衛組織第一次卻未宣佈構成國際關注的緊急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而廣受輿論批評後，在2月12日舉行的"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研究與創新論壇"上，面對媒體連珠炮般對世衛的質疑，譚德塞再次稱，世衛不能因為承受輿論壓力就不說出事實，中國沒有要求任何人表揚，但我和我的同事們相信我們所看到的事實，中國應該受到贊賞。各成員國應該感謝中國。

2月下旬，世衛組織-中國聯合考察組對中國進行了9天的實地考察。考察組一共25名成員，其中13名外方成員來自世衛組織專家，美、德、日、韓、俄、新、美和奈及利亞，考察組先後在北京、日內瓦舉行了兩場新聞發布會，考察組外方組長艾爾沃德表示，世界要認識到武漢人民所做出的貢獻，世界虧欠他們，當這場疫情過去的時候，希望他有機會能代表世界再一次感謝武漢人民；認為"中國的方法是目前我們唯一知道的、被事實證明成功的方法"；呼籲世界各國像中國一樣面對疫情要快速行動起來，學習"中國專業的應對機制"。

在艾爾沃德看來，無論是武漢的"封城"舉措，還是中國迅速找到感染者、追蹤每一位接觸者、確保隔離他們每一個人的舉動，都值得國際社會借鑑。他甚至說，"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國治療"。考察組發表的報告也讚揚"中國採取了歷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包括開展積極主動監測、迅速發現並立即診斷隔離病例、嚴格追蹤並隔離密切接觸者等，非常有效地切斷病毒傳播途徑，為全球應對新冠肺炎提供了重要經驗。

不管西方輿論要世衛對中國應對疫情不力以及在防控過程中的粗暴手法進行怎樣的批評，它就是不肯批評北京，在這方面惜墨如金。作為全球負責指導和協調各國應對公共衞生的最高機構，世衛組織這次對中國的力挺可謂雪中送炭，為北京擺脫一度的被動局面起了重要作用，難怪中國官方輿論高度評價世衛組織總幹事和考察組專家的讚揚，用習近平在中國政府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的話說，這是"中國制度優勢的顯著體現"。

另一方面，疫情也使中國的外交受到非常大的限制，習自1月出訪緬甸後，就沒有外訪了，這段時期來北京的外國首腦，也只有柬埔寨首相和蒙古國總統，時間都很短暫。在這種情況下，電話疫情外交就成為一個替代工具。習2月以來，頻繁應約同世界各國首腦通話，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基本包括在內。在電話外交中，至少從中方的報導看，沒有看到哪國首腦有任何責備中國的不遜言辭，哪怕"含蓄"一下批評的意思都沒有，相反，對中國遭遇的疫情表示同情，對中國政府應對疫情採取的措施表示理解和支持。是否中方的報導隱瞞了批評？應該不會，因為我們也沒看到相關國家媒體報導它們的領導人在通話中批評中國。習近平在電話外交中，則主要介紹中國的防控形勢和採取的辦法，強調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承諾中國政府與通話國加強合作，共同應對，維護地區和全球公共衞生安全。中國其他官員的有限外交活動和外交部的發布會，也是以此為外交基調。對近期其他國家出現的疫情，北京表示願意用自己的經驗反饋幫助它們。

想當年SARS疫情，新加坡第一個站出來指責中國，這次新冠疫情，其程度和危害都要遠超SARS，可除了西方媒體和少數醫學專家敢批評中國外，外界基本鴉雀無聲，這確實是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它當然說明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但這種影響力可能對世衛組織和像新加坡這樣對中國高度依賴的國家有作用，能讓它們閉嘴，可不足以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批評，所以需要分析這背後的原因。

從世衛組織看，面對西方輿論要其批評中國的壓力，卻拒不批評，反而還對中國褒揚，一個非政治以外的重要原因，應該是這次疫情的嚴重程度大大超出預估，以致它擔心在抗擊疫情的時候批評中國，對開展國際合作，盡快在全球控制疫情不利。世衛組織多次呼籲其他國家像中國一樣，迅速行動起來。在和病毒賽跑的時刻，國家實行什麼樣的體制，專制還是民主，採取的措施是否影響到人權，或者造成次生災害，不是該組織考慮的首要因素，只要能夠比較快地控制疫情，就是勝利。所以，對中國政府的封城舉措，世衛不置一詞，相反認為這有助於阻止病毒向其他省區乃至其他國家傳播。另外，對中國快速分離出冠狀病毒，並通報世衛和其他國家進行分享，大加贊賞，都是出於共抗疫情，合作維護國際公共衞生安全考量。

如果說，世衛這樣做是基於其職能，那麼其他國家在該批評中國政府時也不吱聲，則有政治考量。也就是說，本來一些國家可能也想批評指責北京處理疫情不力導致其擴散全球，但一看別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不出頭，也就不說話了。此外，既然這些國家主動打電話要同習通話，在通話中再指責習，也不合外交禮儀。但最主要的，這畢竟是一次公共衞生災難，儘管前期中國政府存在瞞報行為，以及一刀切的防控會衍生人權受侵害等次生問題，然而不這樣做就很可能控制不住疫情，自己的國家會被病毒攻破，它不像新疆集中營和香港抗議那樣具有鮮明的政治性和人權性，觸犯了西方國家堅守的核心價值，在疫情可能危害本國公眾生命安全這個現實威脅面前，若批評中國得罪北京，使後者不願和自己分享病毒和疫情訊息，於國無益。況且，防疫問題具有專業性，正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提到的，在世衛執委會會議上，幾乎所有成員國都在疫情防控問題上讚揚了中國，既如此，電話外交再批評和指責中國就不合適。
不過，對世衛組織和中國政府來說，僅僅是不去批評或免於被指責可能還不夠，前者多次號召其他受疫情威脅的國家，特別是自身防疫能力不強的國家，要學中國早做準備。而中國政府顯然也有意願輸出自己的防疫經驗和模式。隨著疫情向全球擴散，日本、韓國、伊朗和義大利也都出現嚴重疫情，中國面臨著反向被輸入的局面。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在提供醫療物資援助的同時，也同它們保持密切溝通，分享訊息和經驗。我們看到，意政府已對疫情集中暴發的城市採取封閉管理措施；韓國決定將大邱和慶北兩個疫情最嚴重地方劃為特別管控區，採取類似中國的超強"封鎖措施"，力阻疫情蔓延。

北京是否會借疫情向全球輸出自己的治疫模式，當然還得看疫情後續在其他國家的嚴峻程度。對於那些受疫情威脅厲害的國家而言，不是它們想不想學中國的防疫經驗問題，而是可能不得不學。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國情，完全照搬自然不會，但中國防疫的"精髓"--全面動員，全面防控、力度超強的措施甚至一定程度的輿論管控，在疫情肆虐的特殊時期被這些國家學去。此時，在這些國家的政府看來，比起盡快控制疫情來，人權等問題要讓位，民眾不得不犧牲一定的自由。因為要政府在防疫中負起全部責任，就只能將自由讓渡於政府，完全負責就完全讓渡於自由，部分負責就部分讓渡自由，不可能不讓渡。比如美國就要求疾控部門的官員和已獲授權處理新冠疫情的副總統彭斯保持一致，不能有多個聲音。韓國三大通訊社之一的NEWS1發表文章，建議是時候學習中國模式了。

中國制度的治理模式本來在近年備受質疑，且在和美國的較量中事實有所收斂，但從目前態勢看，不排除其治理模式會在這回的戰"疫"中迴光返照，成為其他受疫情嚴重威脅的國家，包括民主國家傚法的對象，對北京而言，這會是疫情帶來的"意外"之喜。

本文作者是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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