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本月1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數份文件，其中之一是「關於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據報導，他在會議上強調， 要突出培養一流人才、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爭創世界一流的導向，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統籌推進、分類建設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他的這一番話使人很自然就聯繫到最近對上海震旦學院一名宋姓女講師被學生告密後的處理結果，筆者覺得很有必要認真地審視一下。 

大學研究與寬容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習近平在此強調的世界一流大學絕非說說而已， 他確實有這個雄心壯志，問題是如何實現以及能否實現。客觀上來說，從本人在中國知名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十多年的經歷，已深感各所大學都有一種趕超西方的計劃。而問題在於，如果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有一些基本的原則首先應該成為這些大學的學校生活的基礎。筆者這裡僅以本人熟悉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視角出發，這些領域的原則之一就是寬容。寬容的反面就是不寬容。卡爾‧波普爾把不寬容的人和群體做了如下不同層度的定義：一，拒絕進行理性的討論和辯論；二，號召並使用暴力對付持異議者和其他意識形態的信徒。前者在一定條件下很容易發展到後者，而主張用暴力對付異議者肯定是不會接受任何理性的討論和辯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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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在社會問題和學術問題之所以要進行討論和辯論，是因為任何一方不可能是絕對的真理或真相的掌握者，而最多只能是接近真理或真相。既然是接近，就肯定有進一步探討、商榷的餘地。而討論和辯論又是商榷的最好方式。 正是通過討論和辯論，各自對對方才會有所理解，同時又能使各方更接近於真相和真理。順當的話，各方達成共識，不順當的話，大家求同存異，並期待著下一輪的討論和辯論。 

對此，作為一個追求一流大學的國家，當然應該拒絕沒有寬容態度的個體和群體。這就是卡爾‧波普爾所說的「寬容的悖論」：如果我們不準備捍衛寬容的社會秩序，反對不寬容的攻擊，那麼寬容的人將被毀滅，寬容也將隨之毀滅。簡言之，對不寬容的人必須是不能寬容。 

宋講師錯了嗎？ 

可悲的是中國的大學自2012年以來，不僅學術界的寬容原則被拋擲一邊，而且興起一種學生舉報老師「不正確言論」的「熱潮」。 而這次震旦學院的宋老師被一位董姓學生用自己的課堂上錄下和剪輯的一份影片舉報，就是無數個案例中的一個。只是在這個案例中，全國官方媒體以及學校作出了令人齒冷的反應。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如果我們以完整版影片為根據，那麼，在課堂上那位女講師在談起此事的時候，第一句話先說：「當年日軍確實在南京做了反人類的行為」。而這句話在學生最初曝光的影片中並未出現。但這裡是個關鍵問題，即該老師並沒有否認南京大屠殺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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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談到大屠殺中死亡具體人數時，這名講師說：「最糟糕的是，國民黨政府在這些死難者家人還活著的時候，沒有將所有死難者名字全部記錄下來」，這樣就導致死亡人數出現很多版本。接著，她以猶太人被德國納粹屠殺為例，稱所有死亡的猶太人都有姓名記載，因此可以真實地統計出被屠殺的人數，以強調學術嚴謹的重要性。

客觀上，她講的這席話，確實反應了目前在研究日本當初犯下的南京大屠殺滔天大罪時，所面臨的不同數據來源困境。 

首先，我們看一下中方一般引用的數據來源

• 1946年2月，首都 （即南京）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的調查結果是被日軍屠殺的數字有295517名。
•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的說法是日本佔領南京的六周內，被殺害的總數超過20萬人，殯葬行業的屍體掩埋數量就有15.5萬具。這個還只是六周內的不完全統計。判決書中還說明（20萬人）這個數字不包括日軍焚屍和拋入長江的屍體。
• 據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副會長孫宅巍統計，被殺害的人數合計約30萬。

其次，我們看中國官方以外的數據：

• 費正清等人編著的《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的描述是「日本軍隊幹出了這場戰爭中最可恥的一件事——『南京大屠殺』。在 7 周的暴行中，至少有 42000 名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這一段據稱是勞埃德‧伊士曼撰寫）劍橋中國史使用的是至少4.2萬人。
• 日本歷史學家笠原德志 （Tokushi Kasahara）估計被屠殺人數接近20萬。
• 日本軍事歷史學家山本正弘 (Masahiro Yamamoto)認為這個數字是43000。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非官方的來源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不同數據的存在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管數字的大小，一般歷史學上都承認並且也譴責日本在南京實施的大屠殺暴行。

舉報與接近真相

而在目前中國「小粉紅」群體和官方中有一種說法，就是被屠殺的數字必須跟30萬人吻合，否則就是否定日本的南京大屠殺罪行。真不知，像費正清這樣的學者如果碰到如上那些「絕對掌握真理和真相「的人會出現怎樣的場景。在此，筆者當然也清楚，日本對二戰罪行的認知是有值得世人（不僅是中國人）批評和譴責之處，這個問題我們從日本處理韓國慰安婦問題就能看出。但一個在中國學校講歷史的教師，難道把數據來源的困境給學生擺明，難道也成了一種罪行？而《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官媒則在16日發聲，斥責該名講師「質疑歷史真相，枉為人師」、「無知無德怎配指導下一代」。 正是在官方輿論壓力下，學校對宋講師做出了快速且無人情的處理，這裡細節就不重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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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提一下，別說有正氣的學者，就連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在這個時候也看不下去了，前幾天他發文提出，舉報以及相關處理都應盡量在校園內部解決，不應輕易捅到輿論場上。胡錫進同時在微博發文還稱：「學生舉報老師，這個現象爭議很大，也確實敏感」。他寫到：「但近段時間，一些教師希望校園裡的氣氛能寬鬆些，他們對舉報有抵觸情緒，也是一種實情」。 胡錫進得出的結論是，校方要有勇氣依規依法公正處理每一起舉報，「該保護的學術空間必須保護，該糾正的個別教師錯誤教學和錯誤價值導向必須糾正」。

「學術空間「何在？ 

這點大家都明白，作為官方名人的胡錫進，在這個時候說話必須是隱晦的。很可惜，他並沒有表明，什麼樣的空間才是「該保護的學術空間「，但他的言論，確實反映了中國大學教師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教師們對當前威權制度的不滿和畏懼。目前這種只能由一種聲音主導的意識形態，跟大家崇尚的真正一流大學的寬容精神毫無關聯。而且，這種狀態在近十年內得到很大層度上的強化。在今年11月，湖南城市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劍因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被學生舉報，被校方調到圖書館工作，加之現在的宋老師事件，不禁使人感覺在體驗又一場文革。

在一個「七個不要講「（普世價值不要講，新聞自由不要講，公民社會不要講，公民權利不要講，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權貴資產階級不要講，司法獨立不要講）的環境下，在一個有學生訊息員制度、以「舉報」為榮的大學氛圍中，真不知道，至少在社科和人文專業，中國的大學要憑什麼躋身「世界一流」？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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