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隨著普丁發動的烏克蘭戰爭進入54天，世界格局越來越明顯。以美國和歐洲為主的民主國家面對著一個手中擁有不少化石燃料的資源威權國家。民主國家儘管有相當可觀的綠色能源，而整體上來說卻比較脆弱。

烏克蘭戰爭提出了很多跟全球減碳有關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歐洲跟俄羅斯能源脫鉤的問題。 因為客觀上，歐洲跟俄羅斯能源脫鉤越慢，普丁打這場仗的資金來源保證的時間也越長。在這種格局下，有必要重新審視全球氣候政治的有關的主要問題。

中國與俄羅斯不同

烏克蘭戰爭更強化了民主陣營與威權世界的對峙。但即便這樣，同樣是威權國家，中國與俄羅斯還是不同。俄羅斯利用了歐洲的能源依賴的弱點作為發動這場戰爭的基礎。而中國，儘管是普丁的一個幫手，但在應對氣候變化上，似乎跟對待意識形態的問題有所不同，至少還能跟西方尋找一些共同語言，儘管中國自己的打算並非跟它們的一致。在當今，在西方尤其是歐洲努力實現能源自主同時，中國也許還能通過出口自己的綠色產品成為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國家通過綠色能源來強化自己能源安全的助手。

今年4月1日歐盟最高層與習近平主席的會面就說明這個可能性，儘管中歐雙方在普丁的侵略戰爭的問題上毫無共同語言，但畢竟還是能就應對氣候變化交換一些意見。歐盟在峰會後的一份新聞稿說，雙方「同意繼續在氣候變化和能源轉型方面進行合作，這對於解決這一緊迫的全球挑戰是必要的」。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中國在全球的氣候政治的作為，直接影響著世界氣候目標的實現。 

佔領世界市場

談到對付氣候變化，通常有一個誤解是，威權主義政權通常不願意在經濟和日常生活中推行綠色政策。這種觀點代表了一種立場，即減排和綠色經濟是民主制度的固有產物，跟威權制度無關。而客觀上，這種思維跟現實顯然是有點脫節的。中國各屆領導自第12個五年計劃以來，已看準綠色技術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因為綠色經濟確實直接給國家帶來利益，而習近平似乎更是強調綠色技術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同時，中國更有用綠色產品佔領世界市場的計劃。  從某種層度上來說，中國領導自90年代起，是努力地將氣候政治與做生意巧妙地結合起來的典範。

這一點，如果看一下電動汽車以及太陽能和風能在中國的發展，便能瞭解。

2021年的全球電動車產量為399萬輛。中國佔總數的57.4%，歐洲和美國分別佔22%和12%，而日本僅佔0.9%。2021年中國出口近50萬輛電動汽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中國對歐洲的電動車出口增長了五倍，達到23萬輛，也就是說，該地區吸收了中國電動車出口總量的一半，中國對歐洲的綠色交通在做出貢獻 。當然，這裡也必須提及的是，在出口的近50萬台設備中，有超過10萬台似乎來自特斯拉的上海工廠。 但有一點是無可非議的，是中國推動了全球電動汽車的傳播和興旺。

而中國發展電動撤並非完全靠著自己的研發能力。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將電動汽車和其電池定為戰略產業，採取了多項措施來培育本土產業，其中一項措施於2011年執行。它要求希望在中國銷售電動汽車的外國汽車製造商將關鍵技術轉讓給當地公司。這樣，使得中方比較快地掌握了必要的技術和技能。 比亞迪、上汽集團等8家中國品牌佔2021年全球新能源總銷量的28.23%，可以說中國撐起了全球新能源汽車的半邊天。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榜單：特斯拉居首比亞迪第二。

在風能和光能方面，中國也是採用了類似的手法，獲取了西方的技術，加之政府相當一段時間對此行業的補助，使其達到全球第一的規模。 從全球層面看，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31%）、風能（29%）、地熱（19%）和水力（31%）的能源生產國。中國風電並網裝機容量突破3億千瓦，至2021年，已連續12年穩居全球第一。 光伏發電並網裝機容量也是連續9年穩居世界首位。而中國在太陽能和風能設備製造的產能，決定它能為全球的綠色能源做出可觀的貢獻。在歐盟棄用俄羅斯燃料之際，中國清潔能源巨頭正有點巴不得成為世界上低碳解決方案的提供者。而事實也正是這樣。譬如在2021年，中國產的近40%的太陽能設備出口到了歐洲。

保住經濟發展的底線

然而，北京對處理自己國內的能源安全與實現全球的氣候目標遠非大公無私的。中國的綠色經濟都是以不影響自己的能源安全為前提的。幾十年來，中國努力地保住自己製造業的低成本優勢，即相對低價能源、材料和技術工人以及便利的基礎設施，從而吸引西方資本和擴大生產。目前其他能源還很難取代煤 （佔第一能源的60%），尤其在發電領域。

去年出現的不少城市的電源短缺的災難，就是因為習近平對能源調配的無知和盲目減碳造成的。雖然2021年是中國宣佈碳中和目標後的第一年，但因為製造業和經濟繼續增長，民眾生活電力需求繼續大增，加之國際能源價格上升，中國國內電力短缺一度嚴重。為了保住經濟發展這一底線，北京放開了此前對煤炭開采和火力發電的很多限制，煤炭消費量大幅回升，幾乎接近2013年的峰值。 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就是「不能把手裡吃飯的傢伙先扔了」。

這就意味著，當能源安全跟綠色能源產生矛盾，從而影響經濟發展時，能源安全則是首選。儘管在「十四五」電力發展規劃中進一步明確嚴控煤電項目， 許諾不再新建單純以發電為目的的煤電項目。 但2021年的斷電客觀上已經造成中國官方食言。在2021年上半年，中共省級政府批准了24家國內煤電廠。中國各地計劃的重點燃煤發電裝機容量約為104千兆瓦，比日本和俄羅斯目前的裝機容量總和還多。

今年初，中共還就此調整了「雙碳」政策目標，對鋼鐵行業的碳達峰推遲5年。 即本來應在2025年實現碳達峰的，現在推遲到2030年了。 可以預料，中國政府在今後的1-2年內，在減排的目標上，將會採取一個「模糊戰略」，即不明確地用嚴格的要求來給自己施加過大的壓力，從而彈性地接近雙碳目標。中國十四五規劃以及NDC目標申明到2025年，在2020年的基礎上，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減少13.5%和18%。這是一個很平凡的目標，這跟習近平在進入第三個任期之前的謹慎有關。 因為習容不得在這之前經濟因為缺電再次動蕩。

但這並不等於說，中國在綠色經濟方面就此止步了。相反，中國在推進世界綠色目標過程中依然有著極大的潛力。可以想見，一旦電能儲藏技術等技術在中國有明顯的突破，中國的綠色能源的比例將會大大提高。

歐洲類似的困境

歐洲也面臨如此的困境，只是原由跟中國大不相同。 普丁對烏克蘭侵略戰爭大大推動了歐盟成員國（匈牙利除外）力爭減少對俄羅斯進口石油和天然氣的電力來源依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普丁能對烏克蘭肆無忌憚地侵略，就完全在於歐洲自己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而為了結束戰爭，同時獲得能源自主，歐洲不得不一方面擺脫俄羅斯，從別處尋找化石燃料供給，以達到能源安全的短期目標，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照顧長期的減碳氣候目標。但客觀上，這兩者暫時是會有矛盾和衝突的。由於對俄羅斯天然氣運輸中斷的擔憂上升，從希臘到波蘭和捷克共和國的國家正在延長其燃煤電廠的壽命。表面上看，歐洲似乎正在回到90年代，當時能源安全是關於確保化石燃料的獲取和運輸。 但這種現象肯定是暫時的，而且歐盟國家確實也在通過強化可再生能源和氫能的發展，從而實現更重要的氣候目標。

但不管是從中國去年的缺電還是今天歐洲為了准備跟俄羅斯的「斷氣」，都說明了一個問題， 沒有可靠的能源供應，現代社會就無法運轉。這一點既適應中國，也適應任何一個能源供應依賴性很強的歐洲國家。 但顧全能源安全，這暫時會對實現氣候目標的實現予以負面影響。

中國還有很多功課要做

正確評價中國在今後全球氣候政治的作用，我們需要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轉變做一個簡要的歷史回顧。從90年代初到今天，中國已經見證了從對全球氣候辯論的嚴重敵意，然後到處理氣候問題的機會主義方法，再到積極主動、雄心勃勃的計劃和行動的轉變。可以說，中國在設計其氣候政策時，並不是直接出於將溫度控制在2.0或1.5度以下的目的，換言之，人類福祉不是中國政府的終極目標，而是中國的經濟本身。相反，中國已經變成了一個成功地、成熟地將氣候政治與商業相結合的國家，也許從結果來看，這並不完全是錯誤的。

但中國要做的功課還很多。2021年，中國風電、光伏發電發電量佔全社會用電量的比重達到11%左右。這比較像丹麥等國家現在50%以上的電力都來自風能和太陽能，那要差遠了。

中國的目標是確保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費佔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達到20%左右。到2060年，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80%以上。按照中國智庫的估計，在未來30年內，如果中國要實現2060年前的碳中和，必須投資相當於75兆美元。這相當於其2020年國家產出的5倍。中國的能源強度約為全球平均水準的1.5倍，歐盟成員國平均水準的2.7倍。 中國 必須在工業、交通、建築和電力等部門完成一系列技術突破，以實現其氣候目標，特別是碳中和目標。

與此同時，中國必須急迫地進行能源制度的改革。所有以碳中和為目標的能源技術都以電力為基礎。但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電力系統和實現其脫碳目標所需的那個系統距離很大。這就需要改革。譬如說輸電和電網系統的營運以及電力定價的改革。

作為歐盟能做什麼呢？

總之，沒有中國的快速和有力的減碳，世界就無法達到1.5C目標。 對此，作為歐盟能做什麼呢？ 首先，歐盟不少機構跟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事務上都有不同的合作，那本身就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歐盟能在1-2年時間內，能給中國演示，即一方面能實現脫俄，另一方面又能在綠色能源技術上有明顯突破和進步，這將對中國有著很大的鼓勵和刺激。

綠色經濟並非民主制度的專有。從習近平的言論來看，他比他之前的任何幾屆前任都重視綠色經濟。不管是歷史的原因還是中共片面追求經濟利益，中國已經成了當今氣候問題的主要源頭，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從中國在電動車以及可再生能源方面獲得的成就來看，我們也能預料，它同時也是全球氣候變暖的解決方案之一。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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