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對中國當局特別是河南地方政府來說，這乃是一起由天災造成的意外事件而非人禍，然而，它們無法忽視大眾的憤懣。

固然，官方所說「千年一遇」的暴雨是導致災禍的客觀因素，在這種極端天氣面前，要想完全避免不出現災難是不可能的，因為像城市排澇系統這樣的基礎設施不可能按照「千年一遇」的標準去建設。就此而言，此次洪澇似乎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官方和官媒正是如此解釋的，把洪澇災禍的原因歸咎於無法抗禦的「天災」。但是，大眾不滿的正是官方的這個解釋。他們認為天災只是外因，人禍才是本質，人們指責官方沒有及時預報這次暴雨，讓大家不是待在家裡而是去上班；地鐵在洪水灌進來後沒有及時停運，導致12人死亡；水庫洩洪沒有提前告知民眾，讓人們來不及轉移；災禍發生後，官員不能最快組織營救；官方隱瞞災情和死亡人數，官媒還在按部就班宣傳常規節目，對大洪災沒有以一種突發事件的要求去報導，提供人們足夠多的訊息，等等。

人們指責的上述方面如果全部或部分做好了，官員救援稱職，雖然不可能避免災害，但災害的程度會減輕，至少一些人不會無辜送命。

中國式救災模式

中國當局顯然感受到洪災點燃的民間輿情壓力，所以才會有習近平發出的抗洪救災工作指示，要求各級領導幹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揮，以平民憤。從中國的政治語言學看，最高領袖強調什麼，很可能說明正缺什麼。換言之，河南和鄭州市的兩級領導幹部有可能在極端暴雨來臨時，沒有做到身先士卒和靠前指揮，這也就間接證實民間對當局的指責至少部分屬實。

而在習近平發出「御旨」後，上至中央的防洪和救災管理部門，下至基層政府，以及解放軍，快速行動起來，投入到這場災情中，相關官員無人敢懈怠。這正是人們看到的中國救災模式，是中共體制特有也是慣常的現象。說特有，是其他體制尤其民主政體難以在短時間內集中如此多資源協調和統一行動；說慣常，是這種事時常出現，非個案。在最高領袖發出指示前，官員們各顧一攤，只管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對突發事件或者災禍無動於衷，不敏感，又或雖然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但在上級尤其最高領袖下達指令前，不敢妄自行動，因為他們無法把握其中的分寸，不清楚領袖是否滿意。用一句俗語講，官員的行為就像磨磨一樣，你推一下，他才動一下。

但在最高領袖發出了指令後，官員們也就迅速行動起來，各方匯集成千軍萬馬，此乃中共特有的動員機制，可把它看作舉國體制的一部分，尤其在面對不管是地震、防洪、防疫以及其他大的災害處理時，都如此。一旦這個機制啟動，往往能快速和高效地解決問題。

很多人只注意到了這個體制的後半部分，看到它在短時間內集中資源辦所謂「大事」的效率和優勢，但對這個體制的前半部分，即常態化管理不甚關注。事實上，後者看起來的高效是以前者的懈怠和不作為的低效為代價的。往往是，由於日常管理的怠政激化矛盾，釀成事故，或者加重某種災害，事後才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處理和救濟，從而也才有此種災害動員機制。也就是說，中共的災害動員和救濟模式是以日常的怠政和不作為為依託的。

脆弱的強權

然而，鄭州洪災民間對政府救災不力的不滿顯示當局的系統性怠政有很大可能會成為習近平政權的阿喀琉斯之踵。

阿喀琉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他是個大力士，無人能打敗他，但是他有一個致命的死穴，就是腳後跟，只要射中了這裡，這位神力士就會死亡。後來人們用「阿喀琉斯之踵」來比擬再偉大的人物或者強權都有致命弱點。因此，對反對者來說，只要找到了對手的「阿喀琉斯之踵」，並善加利用，就不怕打不敗它。

習近平政權無疑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強大的時刻，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獨裁政權之一，不承認這點將會陷入唐吉可德式的作戰。然而，習政權或許也是脆弱的政權，其脆弱之處就在於它面臨各種複雜的內外矛盾和危機，所以可把它稱為脆弱的強權。對習近平個人以及他建立的統治來說，最危險的還不是他四面樹敵以及海外的公開反對，對這些他會以民族主義和中共的鐵的紀律裹挾全黨和人民去應對；而是當局從上到下的系統性怠政和不作為，特別是基層政府的欺上瞞下，訊息扭曲，不作為和亂作為所導致的矛盾擴大成災難或危機，觸動政權穩定的玄關。

官方的不作為和亂作為是極權體制的通病，也是中共長期存在的問題。但是，在習近平的新時代，這個問題的嚴峻性被空前強化。如果說，在鄧江胡時代，相對不作為，官員和政府更多表現為借著改革亂作為，那麼現在更突出地表現為不作為，表現為不敢擔責、不願擔責，也就是一種系統性的懈怠。原因在於習近平加大了對權力的集中程度和對官員群體的空前的政治高壓。

無論是改革、經濟發展和日常管理，都需要分權，面對突發危機更需要當機立斷、自主決策，假如事事都向上級請示，不敢處置，很可能會錯過寶貴的時間窗口。因為儘管現在訊息傳輸非常方便，然而上級畢竟不在現場，不很瞭解事情的細節和嚴重程度，也有其他的考量，也許下級認為是危機的事情，在上級看來卻沒什麼大不了，這都有可能影響和耽誤對事情的處置，讓小問題釀成大危機。可是在習近平時期，他不僅在政治上高度集權，要官員效忠自己，大小事情親自發指令，更通過黨內法規的形式剝奪了官員在本層級應有的自主權。2019年2月，中共出台《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明確規定下級黨組織向上級黨組織，黨員、領導幹部向黨組織就重大事項請求指示或者批准，用中辦負責人的話說，其目的就是要解決有的地方和部門請示報告意識不強、內容把握不準、程序方式不規範，以及一些黨組織在請示報告上打折扣、搞變通、不實事求是等問題。

固然這些問題一直都存在，但為瞭解決問題而強化請示報告制度只會讓下級官員坐等上級批准，什麼事情都不去做也不願去做，逃避自己的責任，從而貽誤時機，讓事情升級。習近平並非沒看到這點，他多次發指示敦促官員大膽行動。在今年1月的一個講話中，他還罕有批評官員只等待他的書面指令，而不願積極行政，批評官員只知道說場面話，不干實事。在鄭州洪災發生後，官媒也梳理了習最近幾年針對防洪救災發出的指示，有7次之多。

然而，中共當局特別是基層政府的系統性怠政，根子正是習自己一手造成的，他雖然注意到這個問題，但解決的手段還是依賴他的行政指令，這就陷入了一個惡行循環，從極端的情況看，他之下的所有官員，都在等著他的發號施令。問題在於，中國沒有自治傳統，民眾已經習慣於官員的管理，而在一個大小事都由政府說了算、政府並且壟斷了主要資源的狀況下，雖然這種懈怠在日常治理中也會產生很多弊端，但衝擊力有限，且事後可彌補消化，構不成對政權的威脅。但是，一旦突遇重大公共事件，包括自然災害，其弊端很可能讓解決問題的時機喪失，激化矛盾。在突發公共事件中，官員的漫不經心、無動於衷，基層的無能為力，下上級之間訊息傳遞的扭曲、時滯甚至脫節，都會惡化而不是緩和問題的解決，而對問題解決的時機把握是緩和事態的關鍵，這個體制恰恰在這點上最沒優勢。

等到最高當局有所回應或者重視後，極可能為時已晚，惡果顯現，回天無力。

去年的武漢疫情由於病毒的快速擴散西方應對馬虎，讓習近平得已成功地扭轉疫情敘事並得到民眾支持，但這次鄭州和河南洪災民間的不滿顯示民眾對官方固有的低信任度並未消失。儘管官方也在總結這類經驗教訓，但此乃政權內在的痼疾，無法根治，這使得類似洪災的治理危機會一次次重演。此種事情一多，總會加強民眾對習近平政權的不良印象，一旦某次災害或危機造成的損害特別大，民變或許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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