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雖然1900年的義和拳運動至今已經過去一個多世紀，但是遊客們只要經過北京的台基廠、東交民巷、西什庫教堂等地，便能從大致未變的街道輪廓腦補出當年義和團圍攻的情景。而歷史的一再重複，更讓人不敢忘，這一幕其實並未遠去。例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還是那個夏天，紅衛兵的瘋狂，便被偏居一隅的國民政府和海外華人驚為"第二次義和拳"爆發。而目下剛剛發生的抗議肯德基事件，雖然規模小了很多，也沒有2012年的暴力砸搶，卻仍然不脫庚子年間的套路。彼時，義和拳民進京看到用"洋火"的就殺，看到賣洋布的鋪子就燒；而最近在河北、蘇北一些地方發生的抗議，針對的也是"美國上校"代表的"洋快餐"。那些無論是否有組織的當地抗議民眾，是不管這些快餐店的特許經營者是不是中國人、肯德基中國區合作人是不是中國資本了。

中國的公共輿論大都斥之為愚昧、狹隘的愛國主義，或者乾脆稱之為"愛國賊"，也有官方媒體呼籲"理性愛國"。言下之意，這種非理性的義和拳式的愛國主義，連意識形態主流裡高唱義和拳運動是近代"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中共政權，也難以直視之，並且嚴格地將這些抗議活動私底下的官方動員侷限在中國的三、四線中小城市。這對一向熱衷利用愛國主義和民粹主義作為政治動員工具的中國執政黨來說，似乎也擔憂起來，害怕這股民粹主義的愛國"反美"浪潮一旦蔓延就難以控制。

類似的擔憂也幾乎是刻下蔓延全球的一個普遍情緒。在一片愕然中，英國剛剛舉行了脫歐公投，英歐關係飄搖；美國的川普贏得了總統選舉的共和黨正式提名，卻少有共和黨大佬站台支持；依靠民粹主義上台的菲律賓新當選的總統杜特蒂对毒販大開殺戒，人權組織嚴重關切；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挫敗一起政變後，借著街頭民眾的支持對軍隊、法院和教育界展開大清洗，國際社會嘩然；德國的難民危機也因為最新發生的鐵路襲擊和法國尼斯慘案而加劇，極右民粹力量抬頭。如此總總，都讓人不得不重溫什麼是愛國主義以及它在中國當下意味著什麼？

愛國主義與德國

以德國為例，今天的德國社會，在戰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愛國主義如同政治禁忌一般，僅僅最近十餘年才隨著世界盃足球賽的勝利，悄悄地進入公告話題。如果追溯歷史，儘管存在著各種久遠的神話，但是18世紀以來卻是因為一位虛構的"吹牛大王歷險記"的明希豪森男爵而成為德國民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開始植入近代的愛國主義，並在19世紀初抵抗拿破侖的戰爭中高漲。然而，德國的這種英雄崇拜的愛國主義模式裡，始終不存在西部牛仔式的草根英雄，而充斥著尼伯龍根式的建構，這種建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差別很小，基本上就等同於高等民族的優越感，也因此被扭曲、利用、最終將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建立在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的基礎上，演成20世紀最大的現代性悲劇之一。

不過，1944年國防軍和抵抗組織刺殺希特勒的行動，終於為德國的愛國主義正名，也再一次證實了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區別。前者，是基於內向團體忠誠的，可能作為一種公民的美德，卻不能防範"盲目愛國主義"的死灰復燃，更多地是在滿足個體與團體相互依賴的心理需要。而後者，在脫離了英國和法國大革命最初的建構之後，從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蔓延開去的大眾民族主義運動，已經演變成外向團體的，即強調優越性仇外或者排外主義的代名詞。發展到20世紀末，這種民族主義逐漸讓位於戰後開始的國際秩序重建、歐洲一體化、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全球化等，萎縮為全球化時代威權主義的最後庇護所，兼具國際秩序"維穩"和內部秩序"維穩"的雙重代理人角色，就像愛國主義曾經在民主化轉型期間也被稱為"無賴的最後庇護所"。

中國的"義和拳主義"？

中國的愛國主義，則因傳統國家的長期存在，直到近代民族主義運動興起才逐漸被建構起來，而且一直被民族主義所裁割，停留在簡單的歷史、地理符號上，如長江黃河、五千年歷史等等。在1949年後，仍然如此，這些樸素的近似盲目的愛國主義很大程度上甚至代替了國際主義共運所遮蔽的民族主義，也能夠與1970年代後的中美關係和中日關係改善兼容，度過了一段沒有民族主義和歷史困擾的國際關係的蜜月。直到1996-98年，隨著台海演習和中國駐南聯盟使館遭轟炸，民族主義才開始在中國被動員、建構，並且從一開始就指向了反美、以及爾後的反日。這種狹隘的、政治化的、仇恨式的民族主義支撐著中國1990年代後意識形態的轉型和政權合法性的重建，愛國主義的建構也隨之深化，尤其在過去三年習近平政權期間，被賦予了儒家主義的內容，愛國主義被開始重新設定個人與團體間的認同，並別濃縮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二十四字內容。

儘管如此，當南海國際仲裁結果出台，中國政府和官方媒體極盡各種宣傳反制，也煽動起了以肯德基為反美象徵的抗議。只是，從愛國主義的個體與團體間相互依賴的維度上，這一抗議符號和地域的選擇，與其說是當局小心翼翼選擇的目標，避免擴散到大城市而終不可控，還不如說反映了中國這些三、四線城市民眾的某種普遍的個體心態--他們需要借著結合反美的空洞訴求和可及的商業符號，來表達某種強烈的對職業、社區、城市的不安全感和疏離感，非常類似德國一戰後的社會情緒。

在實際抗議中，他們甚至將抗議目標指向了即時消費的人群，這已經超出了愛國主義的內向凝聚，也不夠格算得上民族主義的排外或者優越，而是更接近義和拳的狂熱形態，包含著對城市生活方式的仇視。這是中國過去十數年快速城市化、大批農民被迫放棄土地進入城市而難以適應的副產品嗎？

或許，在可見的未來，中國社會還要因此承受更多、更意想不到的義和拳式的報復吧。那，既不是愛國主義，也不是民族主義，或許也可以被稱作新的義和拳主義。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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