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索賠是在極端環境下情緒上自然的反應：這麼多人命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突然終結，誰能從情感層面無聲無息地接受呢？但我們也應該承認，索賠要求很可能被工具化或政治化。
川普利用向中國索賠轉移民眾的對其應付災難的無能的視線，並企圖以此增加他第二次選舉的籌碼，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必須看到，美國對中國指責並非完全是憑空捏造。 至於像奈及利亞这樣的國家的一些律師團體對中方提出的索賠要求，如果我們瞭解其中原因，並非完全不可理解的。奈及利亞作為非洲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中國的重要的貿易夥伴。但是，在這次病疫中，首先，在三月後，在廣州的奈及利亞人被看成是病毒的載體，受到了中國地方管理機構不合理的甚至是歧視性的對待，這樣，已經造成了感情上的挫傷。而中方在尼的很多一帶一路的項目，又使尼方沒有覺得有足夠的受益。加之有的來自中國的私人廠商慣於從事一些法律的灰色地帶甚至是違法的商業活動。這幾個因素加在一起，自然就產生了不滿進而形成了索賠的要求。
但是，不管具體環境如何，所有索賠的團體或政府，都需做完一門重要的功課，那就是把懷疑的在中國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弄清楚了。沒有著實的證據，索賠的理由不可能是很充分的。而從疑點或數量極少的證據，到掌握足夠的證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筆者以為，向他國索賠說到底是象徵性的，而非實質性。況且，每個國家的政府自己實際上也要因失策對國內就病毒死亡的驚人的人數負一定的責任。 換言之，自己的百姓也許對自己的政府領導人由於失責同樣會提出索賠的要求。
問題的實質是，在一場像當今這樣的巨大規模的全球化的災難，在一個各國之間的交通已經如此密切與頻繁的情況下，在全球層面，任何一個傳染力度如此強大的病毒如果首先出現在某一國，那該國就負有重大責任，及時地透明地告知全世界（即提供足夠的數據和向全球專家提供必要的調研環境），以便人們更有效地應對。這樣，相對索賠，調查才是重中之重。 這就是這次新冠病毒跟以前災難比如說歐洲中世紀的黑死病等性質不同的地方：發生國在起源問題上的擔當，就比任何時候顯得無比重要。因為，人們期待的是掌握病毒的來龍去脈，以便今後不再重蹈覆轍。
如果這樣看的話，不管是支持索賠的國家還是那些比較溫和小心看待這個問題的國家和地區, 比如說歐盟和德國，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即急迫想瞭解自去年11月以來甚至更早的有關新冠病毒的真相。既然這個病毒首先在中國出現，自然中國就有這個責任讓各國瞭解早期的所有細節。
談到這裡，我以為首先應該對疑點和陰謀論做一個比較明確的區分。從官方對跟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毫無關係的零號病人的遮遮蓋蓋的做法說起，到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習生的生死不明含糊狀態，再到今天政府要求所有病毒學家在國際雜誌發表論文前須經國內審查，這裡有一連串的疑點，使得人們斷定中國在病毒的起源問題上並非是毫無疵瑕的。這樣，這些疑點逐個逐個解開就成了必須。而基於這些疑點提出的進行公開的公正的調查的要求，並非過分，也是完全合理的。因為正是通過這樣的調查，才能得知病毒究竟是否由於無意的事故還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至於有人懷疑中方可能秘密地製造生物武器，甚至以此用放毒形式來阻止香港的抗議運動，那純是屬於陰謀論了，這顯然不是主張調查的人關心的範圍。
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要調查的前提也越來越清晰了： 大多數專家認為，此病毒是來自自然或者來自動物，儘管科學結論是在爭議中確立的，而在這裡這個爭議並非終結。但如果從目前大多數專家的觀點看，也已經幫中國解除了關於生物武器的陰謀論的基礎。
但是，有些專家在不懷疑中國病毒專家的資質和安全理念的前提下，也確實擔憂在武漢的幾個病毒研究所是否由於某種管理的疏忽無意地釋放新冠病毒。認為武漢的病毒研究所（這裡有幾個）可能成為事故的地點有法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病毒學家Luc Montagnier， 也有俄羅斯很有聲望的病毒學家Peter Chumakov。
現在的問題是，所有觀察者沒有必要太匆忙地去斷定這兩位專家的意見一定正確，但確實也沒有必要肯定世界衞生組織在一月份就斷定的武漢病毒研究所毫無疑點的過急的結論。 要知道，即便是世界衞生組織，心裡其實也是沒底：正是因為該組織其實自己並不真正很清楚，在早期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正是因為如此，該組織對中方多次提出了參與調查的要求，但均被中方拒絕了。
目前，在調查這個問題上，整個世界實際上處在一個尷尬局面：一方面，病毒災難還在持續中，世界各國需要凝聚所有的力量，研製出戰勝病毒的疫苗和藥品，所以跟中國合作是必需的。而另一方面，不管是歐洲，還是北美，澳洲， 还是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都想知道這個病毒到底怎麼來到世界的，而要知道這一切，又必須從中國開始。但是，中方顯然是以敵對的態度來對待這種要求，而且，中國確實也可不顧一切，從國家主權角度拒絕這種外來的調查。
那麼，人們一定會關心，這個尷尬局面最後會怎麼解套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請讀者先回想一下兩件事情。首先是看一下，每次氣候談判峰會，中國是否願意在氣候變化以及減排的問題上，做到聯合國要求的讓外界對它的有關數據"可測、可報告、可驗證"(MRV)呢？ 沒有。中方認為，這是國家主權問題。給你什麼數據你就接受什麼。
第二個案例就是南海仲裁案，即所謂"菲律賓控告中國案"。儘管在2016年7月12日，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做出最終裁決，判菲律賓勝訴，並否定了"九段線"，還決定中國對南海海域沒有"歷史性所有權"。 但是，結局如何呢？中國並沒有理會該裁決，因為這個涉及到它的"核心利益"，相反，對南海的控制愈加全面。
其他國家要到中國來調查，這跟要求中國減排的數據完全透明一樣，被中國官方認為是干涉內政的事，因而是不會允許的。 國際法庭即便在有一定證據的情況下，對索賠方提出的沖裁案作出裁決，那結果不會跟南海的案例有什麼兩樣。儘管中國的名譽和信任問題會就此受很大影響，但從中國角度來說，"核心利益"保住就行。這是我們可以預想的一種不太好的結局。
另一種結局不比前一種會更好。應該看到，習近平並非是一個一點不顧中國形象的人，這從他在病毒災難開始至今跟國際上政要的電話頻繁次數就能察覺到。正是考慮到了國家的形象，中國政府最近才對由於病毒而死亡的人數作了更改，同時也公開一些似乎並非涉及上述疑點的病例記錄。以此推論，未來發展，可能出現這樣一個局面，即中方在經過一段時間"排練"後，很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好調查的氛圍和演員，讓世界衞生組織或聯合國參與調查。這樣，儘管調查者最終並不能真正解開上述那些疑點，但至少表面上對外界有個交代，以至最終還是不了了之。
總之，我並不對結局有太樂觀的態度。我們可以感覺到，中國已經斬釘截鐵地決定不讓外界參與調查，因為參與調查可能會直接影響統治精英的合法性，同時，習近平不想在這個事情上表現出他的軟弱。 如果是這樣，人們只能作好在上面兩種結局裡取一種的選擇。如果是這樣，大家渴求想通過這次調查得到一個滿意的答案，並為今後戰勝類似的災難樹立一個樣板，只能成為一種空想。
但是，政治始終是動態型的。第三種可能儘管存在機率可能比較小，但並不能完全排除。 那就是，中國領導確信武漢那裡沒有問題，同時改變以前的做法，以開明的態度對待外界調查。而外界通過調查確實也能證明中國沒錯。 如果是這樣，那這個將是給中國無論是信譽上，還是世界抗疫的歷史上，都會增添無限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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