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習是否要搞終身制，不是我在這裡回答的問題，一些跡象顯示，他有此念頭，或正在為此努力，但想做與能否做成不是一回事，將來的變數太多。我想指出的是，習核心的名字出現在中委工作條例，不應讓人意外，因為這不是他的名字第一次寫入中共的工作條例，在2019年4月出台的《中共黨組工作條例》裡，習核心這幾個字在條文裡出現了四次，由此推斷，將要公佈的中委工作條例至少不會少於四次。

中共的黨組織體系由三大板塊組成，位居上端的是中央委員會，下端是各地方委員會，中間狀態是中共和國家機構、人民團體、社會和經濟組織的各黨組。中共早在1996年出台了《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試行）》，並於2015年12月除掉試行，正式施行。《中共黨組工作條例（試行）》則在2015年6月發布，運行近4年後也正式出台。既然這兩者先後出台，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遲早也要推出，從這個角度看，它與目前的環境關聯不大，是一個排在日程表上的既定程序。

然而，若把這三個條例的文本對照，會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在2015年出台的地方委員會工作條例和黨組工作條例（試行）版中，均沒有習的名字，而到了2019年正式的黨組工作條例，他的名字出現了四處，月底發布的中委工作條例勢必也會多次提到他。習是2012年上台的，由此看來在他上台後的前幾年，雖然他也在積累權威，但其權力還不足以威懾其他中共領導人按其意志行事。事實上，即使中共19大，習通過治黨和反腐，早已成為核心，可以修改黨章，但其權力尚未大到一言九鼎，表現就是黨章雖然在序言裡寫入習近平思想，和毛鄧江胡並列，可在具體條文裡，沒把習寫上。但19大過後2年不到，習在黨組工作條例的正文裡，公然載入自己的名字，且四處之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和美國全面搞壞關係，對西方出擊，導致中國的外部環境空前嚴峻，並未削弱他的權力，這同外界多數人認為或期待的恰好相反。

真相只有一個，要麼是大多數人的判斷都錯了，要麼是習的權力強大隻是假象，然若是後者，無法解釋中共重要的兩個條例會把習的名字多次寫入。須知，在中共家法裡，條例的黨內法律效力僅次於黨章，這在顯示，黨內沒有力量可以阻止習按自己的想法辦事。

家規與法治

如何來解釋習在惡化的環境下權力不降反升？答案恐怕還得回到習的看家本領--中共黨的政治建設上。政治建設和反腐是他抓權的兩手，兩手都硬，若說反腐是立威，政治建設就是為中共和官員立規。縱觀習上台後的舉動，大部時間都用在為中共立規矩或家法上。他深知規矩在推進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對治黨的重要。

作為草莽政黨，中共過去少有規矩，有規矩也得不到執行，毛就喜歡無法無天。毛之後，從鄧開始，領導人的一大任務是為中共立規矩和家法，多少也有些成效。但習之前的領導人，不管出於什麼原因，一方面立的規矩不多，一方面有規矩也不遵守，後果差不多等同沒規矩，於是導致中共亂象頻出，腐敗泛濫。習在反腐的同時立規，保證了規矩的有效性。他對此可說樂此不疲，且有長遠打算，不半途而廢。習立的規矩之多，超出了鄧江胡時代，中共政治生活的幾乎各方面，都立了規矩，許多原來的空白或模糊之處都被他填補了。

在習看來，立規矩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凡事按規矩辦就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表現。問題在於，習的規矩夾摻了太多的私貨。社會的規矩、國家的規矩即法律好歹還有一個法律正義的形式約束，黨的規矩則完全按照他的意志來，開始是塞進一點點，以觀察外界反應，後來越塞越多，到現在全然不顧黨內和社會的看法，強行塞入。習的私貨就是在規矩裡時時處處強調其核心地位和領導權威，提醒全黨他是唯一的"Boss"，其命令和意志不得違抗。用中共的語言講，即增強"四個意識"、堅持"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誰做不到這三點，誰就不是合格的中共黨員和黨的領導幹部，誰就有異心。習就這樣用規矩死死地捆住了全黨，把中共變成了習共，黨內規章與規則成為他個人的家法。誰反對他，就是反對黨，從而，黨內高層無人敢出來同他叫板，中共再次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萬馬齊喑。

偶像必須不斷用權力去維護

然而，即便毛，也不像習一樣強行將自己的名字寫入黨的工作或其他條例。它反映的可能恰恰不是習的自信，而是高度不自信。因為人只有在不自信的時候，才會以黨內法規形式，要求全黨尤其黨的高級官員服從自己的領導。習直接把自己變成家法的一部分，認為只有如此才覺得政治上安全。如若不把自己的名字載入條例，儘管以他目前的權力，或者中共的紀律要求，可以迫使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服從他，然而，這畢竟只是紀律要求，還不是"法律"義務，載入條例則使這種服從變成了一種"法律"義務。如有不服從就違背了黨內法規，處罰起來名正言順。這應該是習要的效果，但由此也反映出，他對當下的處境和權力，其實是很不安，沒有自信的。

習的不安或不自信與其權力的膨脹並不矛盾，不應得出他的權力不穩或者正在削弱的結論。這種不安感或不自信更多反映的是他個人的主觀判斷，因為在外部環境日益嚴峻的狀況下，內部來自精英階層特別是處於同一陣營的官二代和紅二代的不滿也在滋長。中國較早控制疫情以及經濟恢復的事實雖然緩解了早先大眾的焦慮情緒，使習受損的形象得已修復，但對精英階層和紅二代來說，他們需要的自由反而被更加收緊，一舉一動背後都有老大哥的眼睛監視，財富隨時可能在法制的名義下被剝奪，所以他們對習不會有好感。習也清楚官員對自己的表面順從只是緣於政治高壓，他擔憂的是內部的不滿和反習勢力借著外部環境的惡化，"蠢蠢欲動"或"興風作浪"。對他來說，滿眼望去，皆是敵人，如果政治控制稍有放鬆，這些人很可能做出對他不利甚至觸及政權安全的事情來。

和普羅大眾不同，精英和官僚階層既有財富又有政治資源，他們也在背後謀劃，等習犯錯，政治控制出現紕漏，創造反撲的機會和空間。此乃習的不安感或不自信在當下增強的原因，也是他從去年開始要將政治控制和高級官員對自己的忠誠必須化作制度要求和黨內法規義務而非僅僅紀律要求的原因。

故不難想像，五中全會通過中委工作條例，習對黨的高官們的控制又多了一件家法武器，顯得更得心應手。不僅24名政治局委員包括6名政治局常委不敢挑戰他的權威，為其馬首是瞻，近200名中委更會對習的命令服服帖帖。這無疑是他的勝利，但敗局可能亦由此定。因為現在畢竟不是毛時代，習充其量能做到的是一種外在的形式上的政治控制，而無法控制人們的思想和精神，在這點上他注定傚法不了毛。

權力建立起的偶像必須不斷用權力去維護，否則，它分分秒秒就會被打碎。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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