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習近平對莫斯科的訪問,乃是這盤大棋中的一步重要的棋子。 習近平在訪問莫斯科前後,努力地把自己打扮成和平使者,這個做法似乎取得了一些效果。首先,北京成功撮合沙烏地與伊朗,這在中東地區為非民主國家重新組合,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北京在那裡影響範圍也大大擴大。其次,莫斯科之行更是確立了中國在今後非民主國家陣營中的領導地位。
陷阱之一:台下的軍事合作
西方最擔心的就是中俄建立軍事聯盟。但這次,他們並沒有察覺中俄在公開場合有任何軍事方面的緊密合作。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乘機也聲稱,當中國為和平而奔走時,美國卻宣佈再提供3.5億美元武器裝備。「誰在遞刀拱火,誰在勸和促談,世人有目共睹」。北京有意不提歐洲國家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是為了重點打擊北京認為應該打擊的對象 – 美國。
但習近平和普丁在莫斯科究竟就軍事合作談了些什麼,西方卻一無所知,相反,有些政客慢慢地陷入了北京和莫斯科設計的陷阱。北京迄今為止已為普丁的軍隊提供防彈衣、小型無人機、衛星圖像和其他軍事機械的零件,而習近平確實在整體上用另一種方法支持俄羅斯,而並非公開地大批地提供大型的、致命的武器,因為這種顯眼的做法會引起西方對中國的制裁,而這是北京目前不想承受的代價。 問題就在於這另一種方式具體是什麼。
在習近平即將到達莫斯科之前,俄羅斯總統的一名助手尤裡‧烏沙科夫在回答俄中領導人會談是否可能觸及武器供應的問題時表示,軍事和技術合作問題無疑將被討論。據烏沙科夫稱,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和聯邦軍事技術合作局局長舒加耶夫也被邀請參加會談。他補充說,他們的參與 "非常清楚 "地說明了將要討論的議題。
是的,軍事方面的合作不是檯面上要說清楚的事。但中俄簽署的15個合作文件中其中一項已經透露了其非凡的軍事意義,那就是「格洛納斯」和「北斗」兩個導航系統全面兼容。俄國家航天集團總經理尤裡‧鮑裡索夫稱,同時使用「格洛納斯」和「北斗」系統將大大提高導航的準確性和可靠性。中國媒體也悄悄地告訴人們,這能「確保俄軍在執行戰鬥任務的過程中,能夠獲得更穩定且精準的定位訊息「。 這不正是普丁想得到的東西?但有些西方國家對此並不敏感,而僅僅是盯著北京是否在大批地運送武器彈藥。 普丁當然乘機也為習近平說幾句好話,說中俄並沒有建立軍事聯盟,沒有暗箱操作的軍事合作。而瞭解威權制度國家的人都知道,暗箱操作才是它們的特長。
烏克蘭爆發之初,德國曾經對於向烏克蘭輸送了哪些武器諱莫如深。如今柏林改變了這方面的態度,將所有已經運送和準備提供給烏克蘭的軍用物資列成清單,發布在聯邦政府的官方網站上。德國之聲為您盤點一二。
圖片來源: Philipp Schulze/dpa/picture alliancePanzerhaubitze 2000自行火炮,簡稱PZH 2000自行火炮,是一種由德國克勞斯-瑪菲‧威格曼公司和萊茵金屬為德國陸軍設計製造的自行火炮系統。是當今世界上最先進的火炮之一。裝入火炮的60發炮彈可以10秒3發的速度發射完畢。根據所用炮彈形式,可打擊30至56公里內的目標。據聯邦政府網站消息,德國已經向烏克蘭提供了7台這樣的自行火炮。
圖片來源: Sebastian Gollnow/dpa/picture alliance這是德國軍火公司Dynamit Nobel Defence研製的無後坐力火箭筒。德國目前向烏克蘭援助了3000件鐵拳三型火箭筒,外加900個配套手柄。它從肩上發射,可對付400米以外的固定目標和300米以內的移動目標,可穿透厚達300毫米的裝甲鋼。有媒體分析認為,在冷戰期間鐵拳三型火箭筒的誕生就是為了對付前蘇聯時代的裝甲部隊,而目前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投入數量最多的就是前蘇聯時代的T72主戰坦克,所以向烏克蘭提供這種火箭筒也是有一定針對性的。
圖片來源: Sebastian Gollnow/dpa/picture alliance「毒刺」(Stinger)是一種肩射紅外製導地對空導彈,由美國雷神(Raytheon)公司1980年研發並在美國製造,不過,多年來也已在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多國生產,並延續迄今。實戰經驗顯示,「毒刺」是一件操作簡單、極其有效的利器。尤其在蘇軍佔領阿富汗期間,美式裝備的阿富汗武裝曾擊落不少蘇制戰機和直升機。 一旦鎖定目標併發射後,導彈即能在約4000米的距離內自動跟蹤目標。
圖片來源: Ingo Wagner/dpa/picture allianceStrela在俄語中的意思是「箭」。这款攜帶型防空導彈可以說是前面提到的「毒刺」防空導彈的蘇聯對應版本。這次德國將前東德庫存的2700件9K32「箭-2”攜帶型防空導彈(9K32 Strela-2)送到了烏克蘭。雖然箭-2的版本已經有些過時,但它仍然可以在戰場上發揮效用。它的射程在500米到4.2公里之間,可以射到2300米的高空。
圖片來源: Michael Mandt/Bundeswehr/dpa/picture alliance根據聯邦政府網站消息,德國將向烏克蘭提供30輛 「獵豹」( Gepard )防空坦克以及6000發炮彈。它可用於對付最高達3500米高度的飛機和直升機,也可用於對付輕裝甲地面目標,如步兵戰車和裝甲運輸車。因此,它既是防禦性武器,又是進攻性武器。「獵豹」1976年編入現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構成德國陸軍防空基石,不過德國已於2012年完全淘汰這一型號的防空坦克,因此要將其運送給烏克蘭,還需準備好配套的彈藥。
圖片來源: Peter Steffen/picture-alliance 「黃鼠狼」步兵戰車( Marder )用於戰場運兵,並提供火力支援。射擊手可從戰車內對外射擊,是一種多用途武器系統。該戰車可為6、7名射擊手提供空間,打擊地面和空中目標。6月初,德國總理肖爾茨稱,經與希臘協商,該國將向烏克蘭提供步兵戰車,由德國補充希臘軍火庫。不過這一項援助不會直接從聯邦國防軍的庫存中提供給烏克蘭,所以未出現在聯邦政府網頁上的相關清單裡。
圖片來源: Philipp Schulze/dpa/picture alliance 陷阱之二:把北京當成和平的希望
歐洲個別國家首腦開始對自己支持烏克蘭的做法開始有所迷茫,而同時把習近平當成了今後和平的希望。這種動搖也是有情可原。首先,川普在最近共和黨內的民調中作為下一屆總統的候選人佔據了明顯的優勢,而他對烏克蘭的政策很明確,就是要基輔「割地求和「,而在共和黨內主張停止軍事支持烏克蘭的呼聲不小。歐洲又沒有這個能力在軍事上全面支持基輔,一旦明年大选川普得逞,對整個西方民主和基輔來說很可能是一場災難。而在歐洲,有些政客對習近平提出的對烏克蘭戰爭的「中國原則」和對和平的努力至今還有著幻想。 在最近的一次歐盟峰會上,盧森堡首相貝泰爾(Xavier Bettel)呼籲拜登與習近平一道,就烏克蘭問題談判達成和平計劃。貝泰爾說,其他國家會接受這一努力。當然,我們這裡就更不必去提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這個問題上對北京的好感了。
應該說,基輔已經感受到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壓力,並對今年春季後的大反攻後局勢的不可預測性也有所考慮。3月28日從蘇梅開往基輔的列車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美聯社記者採訪時,談到了中國可能起的作用。儘管基輔明白,作為普丁的摯友,習近平是不可能當好一個公正的調解人的,但迫於壓力,又不得不歡迎中國的努力。 澤倫斯基辦公室副主任佐夫克瓦(Ihor Zhovkva)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中國人民有足夠的智慧,不會在這場戰爭中站在俄羅斯一邊。」他還說,中國提出的「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12點立場」中將局勢描述為衝突,「這其實並不好。因為這不是衝突,是戰爭」。他也指出,中國在立場文件中提出的包括維護各國領土主權完整在內的一些建議與烏克蘭方面的看法一致。
應該說,目前的局勢提供給習近平一個千載難逢的外交機遇,那就是接受澤倫斯基的邀請,去一次基輔。 儘管北京自己心裡明白,目前的狀況,並不是談判成熟的時機。但是,如果習近平真的能拿出膽量,去基輔走一趟,即便只是形式上的毫無效果,那他依然肯定會得到一些歐洲民主國家的青睞。
延伸閱讀——專訪:澤倫斯基願與習近平直接對話
但習近平自己也明白,他必須象徵性地做些動作,顯示其公正性,才有面子去基輔與澤倫斯基見面,而這些做法可能損害他跟普丁的摯友關係。正如中國非政府智庫全球化智庫(CCG)創始人王輝耀所說,「如果北京真要促和,就必須解決對其公平調解意願與能力的質疑。」 筆者估計,北京很不願意付出這種可能讓莫斯科不高興的代價。不願意付出代價的另一個原因是,烏克蘭的經濟客觀上已經是千瘡百孔,中國無法在從中得到什麼好處,以往能從烏克蘭得到的軍事技術也都得到了。再榨也榨不出什麼了。
應該承認,不管是西方國家還是俄羅斯都面臨一個艱難選擇的時期:西方國家由於其民主制度基礎的不牢固,而開始對自己駕馭全球發展的能力產生懷疑,其中也包括對在烏克蘭擊退普丁的前景不明確,而俄羅斯方面,由於西方的制裁和戰爭,它自己也在擔心明年也將面臨破產。 誰能笑道最後,確實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同蘇聯及俄羅斯的關係經歷了曲折起伏的發展。從五十年代中蘇友好結盟,到六十年代關係惡化,甚至爆發邊境武裝衝突,之後陷入長期的對峙封凍。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開始穩定好轉,並在習近平和普丁治下形成有力的利益聯盟。
圖片來源: Sergei Karpukhin/Sputnik/REUTERS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成為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年底,毛澤東赴莫斯科訪問,並在蘇聯停留兩個多月,參加了史達林70歲生日慶生活動(圖)。事後毛澤東抱怨受到史達林的冷遇,以及簽約會談進展不順利。1950年2月14日,毛澤東在莫斯科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兩國結為盟友。
圖片來源: gemeinfrei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被外界視為中蘇關係的「蜜月期」,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協定,蘇聯從貿易、高等教育、核技術、工業等一系列方面向中國提供資金、物資和人員的援助,以幫助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中國政府1953年針對經濟發展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在蘇聯的幫助和策劃下出台的。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向蘇聯學習, 「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最好的先生」。圖為1956年出版的紀念中蘇友好條約6周年的報導圖冊。
圖片來源: akg-images/picture alliance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國於10月出兵參戰(圖為志願軍跨過冰封的鴨綠江),直接與美國主導的聯合國部隊對抗,中國稱之為「抗美援朝」。蘇聯沒有直接參戰,但提供了大量武器裝備和資金援助。1953年6月南北雙方簽署了板門店協議:規定南北韓以北緯38度線為界停火,這固化了朝鮮半島的分裂格局。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1959年9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華(圖),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活動。當時中蘇領導人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和戰略利益方面的矛盾就已顯現。1960年莫斯科召回援華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北京則對蘇聯的「修正主義」以及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展開了長期的尖銳批評。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Russian Picture Service中國和蘇聯是世界上擁有最長陸地邊界的兩個鄰國。1964年中蘇第一輪邊界談判失敗。
1969年6月3日,中、蘇兩國軍隊在界河烏蘇裡江的珍寶島爆發衝突(圖為珍寶島中國守軍),雙方均有傷亡。同年,兩國又在黑龍江八岔島和新疆鐵列克提再次發生武裝衝突。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取道北京,在機場與中國總理周恩來緊急會晤3小時,達成共識維持邊界現狀,避免武裝衝突。
圖片來源: 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picture alliance勃列日涅夫任蘇共領導人後,中蘇關係依然處於對峙勢態。1966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兩國間幾乎停止了所有交往。1967年,紅衛兵曾衝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圖為1969年中蘇邊境衝突後,包頭鋼鐵廠工人抗議「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示威。
圖片來源: CPA Media/Pictures From History/picture alliance進入70年代後,中國開始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改善關係,1972年尼克森訪華開啟了中國向國際社會開放的大門。1980年代的蘇聯,則因入侵阿富汗遭到西方國家更嚴厲的制裁和對抗。1980年莫斯科舉辦奧運會,中國加入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抵制陣營。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Actionplus在蘇聯末期,中蘇關係有所緩和。從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蘇兩國政府特使就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了12輪的磋商。1989年5月,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同鄧小平會晤。雙方在北京發表了《聯合公報》,標誌兩國關係正常化。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AFP/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國宣佈承認俄羅斯為蘇聯的繼承者。兩國最高層之間開始恢復往來。1999年,《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簽訂,遺留已久的邊境劃界問題基本得到解決。2001年普丁上台後,俄羅斯與中國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定平等信任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0年,兩國確認"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圖為普丁、布希和江澤民在2001年的上海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dpaweb進入新千年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北京和莫斯科都有意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金磚國家」(BRICS)峰會、上海合作組織(2002年成立)這樣的多邊平台為此提供了機會。圖為2016年10月在印度舉行的金磚國家首腦峰會。
圖片來源: Reuters/D. Siddiqui習近平和普丁這兩位威權專制領導人,有著相似的大國政治信念。在堅定鞏固自身權力的同時,也都希望打破美國主導的現有國際秩序。2022年2月普丁訪問北京、出席冬奧會期間,中方強調中俄「友誼無上限、合作無止境」。圖為2018年習近平在俄羅斯遠東港口海參崴与普京品嘗魚子醬煎餅。
圖片來源: Sergei Bobylev/TASS Host Photo Agency/dpa/picture alliance2022年2月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俄羅斯在國際上備受制裁和孤立。但中國始終拒絕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而指責美國和北約應為衝突負責,反對制裁,呼籲重視俄方的「安全關切」。同時中國大幅擴大從俄羅斯的進口,特別是能源進口。2023年3月,習近平訪問莫斯科,成為烏克蘭戰爭爆發以來首位訪俄的大國元首。
圖片來源: Sergei Karpukhin/Sputnik/REUTERS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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