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2018年中共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曾被許多人認為是出台第三份歷史決議的恰當時機。因為在改革進入第40個年頭、動力已經衰竭、社會對改革和中國未來發展出現重大分歧的情況下，通過歷史決議的出台過程，廣泛檢討改革出現的問題，最大程度地消弭社會對改革的分歧，凝聚共識，為改革注入新的動力和活力。然而習近平沒有這樣做。
根據中共政治局最新會議精神，11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將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不論兩月後的六中全會還是明年通過這樣一份歷史決議，從時間上來說，也比較恰當。在建黨百年之際，討論中共的發展成就和歷史經驗，是總結過去，開闢未來。這樣，第三份歷史決議要做的就不僅僅是針對改革開放40年的檢討，而涉及中共百年歷史風雲，時間跨度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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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百年史的角度評判過去，展望和規劃未來，既有優勢，也有缺點。優勢是，能讓評判者更好地認識歷史發展的脈落和走向，因為歷史跨度足夠長，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更深更透，從而讓未來少走彎路少犯錯誤，但前提是，評判者要尊重歷史，有反思精神，從善如流。缺點也因歷史跨度長，評判者對歷史的取捨就會有自己的偏好，這未必能正確總結歷史，若是從歷史經驗中得出錯誤結論，對未來就將貽害無窮，以後糾錯要花更多的時間成本；此外，時間跨度長，亦容易只見森林不見樹木，抹殺歷史的細節和單個事件的重要性。
中共歷史上的兩份"決議"
對歷史經驗的重視，可能是中共區別世界其他執政黨的一個特點。中共百年來顫顫驚驚從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教訓。它曾做出過兩個歷史決議，第一份是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在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上作出的《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二份是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份歷史決議，前者是針對中共成立到1936年這段時期歷次政治和路線鬥爭的經驗總結，批判的主要對像是當時對毛澤東已構不成太大威脅的王明的教條和宗派主義，確立了毛和毛的思想與路線在中共黨內的統治地位。此時毛掌握中共權力，成為黨事實上和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已有6、7年了。
後者是針對中共建國以後到1976年文革結束這段時期的歷次思想、政治運動和路線鬥爭的經驗總結，重點是十年文革，也對中共建國前的30年進行了重新評價。它批判的主要對像是毛澤東，把文革發動的主要責任算在毛身上，並在政治上徹底否定了文革。但對毛的評價"三七開"，錯誤為三，功勞為七。鄧未能做到像蘇聯的赫如曉夫鞭屍史達林一樣徹底否定毛，他的這種對毛有保留的歷史態度是服務於中共的合法性和當時鄧繼承中共最高權力的實際需要的。赫氏否定史達林並不會對蘇共的合法性造成太大損害，因為蘇共還有列寧這個主要的合法性來源，但毛是中共的主要創黨人，中共的天下是在毛的領導下打下的，否定毛勢必在歷史合法性上就否定了中共自身；另外，鄧也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和毛一個時期的親密戰友，否定了毛當然也就把他接掌最高權力的合法性否定掉了。而且，此時鄧的第三次復出時間尚不足三年，在權力基礎上，他沒有45年的毛地位穩固，作為毛的精神遺產的繼承者的華國鋒才剛在六中全會上被迫辭去黨主席職務。鄧做這個歷史決議是要批評以華為代表的中共黨內的左派勢力。
1976年毛澤東去世，此後不久「文革」便宣告結束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 習近平同樣重視歷史，想從中共發展的歷史經驗中尋找執政資源和支撐。十八大後不久，他在新進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要求黨員幹部重溫的第一篇重要文獻就是第二份歷史決議，以後也多次就中共的歷史問題發表過意見。他現在發出做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的訊號，動機是什麼，要達到怎樣的目的？
習之所以選在中共建黨百年、全面小康社會建成的這個時刻，而不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2018年做一份歷史決議，首先看中的，可能是建黨百年這個特殊時點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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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重視一些特殊日子的紀念，有逢五小慶、逢十大慶的說法。從慶祝的角度說，100年的歷史當然比40年更值得慶祝、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更具說服力。何況，在改開40年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只能把重點放在這40年，雖然於此時習也做了5年總書記，官方也宣佈中國進入新時代，但鄧小平畢竟是官方賜予的改開"總設計師"，改開的成就主要算在鄧身上，習無法攬功。但百年歷史就不一樣。這不但是中共的一個世紀，更在於這個時點恰好是中共兩個"百年"的第一個百年任務完成的日期，而任務的完成是在他的領導下。換言之，前有毛澤東，中有鄧小平，後有習近平，習不但完成了中共第一個百年的目標任務，而且使中國在毛的站起來、鄧的富起來的基礎上強起來。第三份歷史決議將把中共百年歷史分成四段，習的新時代位於第四階段也是最後階段，既承前啟後也開創未來，這樣，他一身兼二任，"團結帶領中國人民踏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的趕考之路"，意義自然就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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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要六中全會討論歷史決議的第二個目的，是進一步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歷史地位，為中共20大繼任最高領導人掃清思想和理論干擾，奠定歷史合法性。
以習現在的權力和對中共的掌控，要不要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對他在二十大繼續留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不會有實質性影響，除非在未來一年有某種特殊事情發生。但為何他還要在六中全會討論歷史經驗，做第三份歷史決議？這不是多此一舉，除了前述意義，實際對他不僅是錦上添花，也很有必要。
習近平內心的不安
如果說，前兩份歷史決議發生在中共的轉折關頭，由於它們分別確立了毛和鄧的領導地位，讓中共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欣欣向榮的新階段，因而從中共的角度看是有價值的，那麼習要做的第三份歷史決議，假如也是處於歷史轉折關頭，這個轉折似乎就並未給中共帶來好運，而是困厄。可造成這種局面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習自己。未來中共能否走出這個困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另一面，比起當年的毛和鄧，習如今的權力更大，他真正做到了一人獨裁，2017年中共十九大就宣佈中國進入新的時代，而毛的獨裁是在他晚年。換言之，習在新時代的思想、路線、政策都已成形並完全呈現，歷史決議很難再把他拔高，將新的內容寫進去，這種情況下，未必能夠達到統一全黨思想和意志的作用，因為在全體黨員的思想中，該統一和能夠統一的，都統一了，統一不了的，依然統一不了。
中共建政50年慶典活動的一個場景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dpa/R. Beck 但這不表明做第三份歷史決議，是多此一舉。至少習未必這樣看。在他看來，他的思想和路線，遠未做到入腦入心，他的權威，還不是非常穩固，因而在9000多萬黨員中還有很大的學習和提高的空間。習是一個居安思危的人。在政治局會議上，以下文字透露出他做第三份歷史決議的目的，同時反映了他內心的不安：
總結黨的百年奮斗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斗的需要。
在外部環境惡劣，內部騷動不安，經濟遇到很大困難下，如何進一步鞏固權力和集中統一領導，是習必須考慮的事情。特別是隨著二十大的臨近，他也越來越面對黨內無聲的質問，為何破壞黨幾十年形成的最高領導人有序接班制度？他得給全黨一個能夠解釋的通的理由。儘管習可以完全無視這種質問而不影響他的連任，但這無疑會損及他在那些質疑者中的權威和形象，而這些人不是少數群體，且在中共黨內屬於精英階層，他得依賴他們去貫徹他的指示和路線，統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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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習需要強化新時代的已有論述，雖然中共目前的困局是由他一手造成的，但他也可以利用已動員起來的大眾的激進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告訴全黨，眼下困難是暫時的，有了他的思想和路線及領導，中共定會克服險阻，從一個輝煌走向另一個輝煌，實現第二個百年的目標任務。他並非簡單地許諾全黨一個畫餅，既然黨在第一個百年之際在他領導下能夠消滅貧困，建成全面小康社會，那麼再給他時間，他可以在"新的趕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績"，在中國實現共富，建成一個乾淨社會，因而他需要的只是時間。這就是他二十大連任的理由。
可見，習選在中共百年做第三份歷史決議，從建黨百年角度，論述他的新時代及其成就，以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他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讓全黨認識到，這個領袖非他莫屬。這就是習要從歷史決議中得到的歷史經驗。換言之，習要借第三份歷史決議的形式，凸顯歷史選擇中共和他本人的正確性和正當性。
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按照官方的說法，已經經歷了五代中央領導核心，然而，70年來烙印在中國人集體記憶中的政治人物，卻絕非僅有這五位「核心」。這些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不盡相同，所處世代與外界評價也天差地別。但無論如何，他們對於中國歷史與社會的變化與發展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K. Frayer毛澤東是中國現代史上最為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中國官方將毛澤東定位為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以及第一代領導集體核心。毛澤東思想被列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指導思想之一。但是毛澤東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主導或發動的反右、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運動造成中國社會千萬人死亡、經濟蒙受巨大損失、文化遺產遭嚴重破壞、社會結構出現深層斷裂等危害後果，這也讓他在官方之外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儘管如此，1998年出版的《時代》雜誌仍將毛澤東列入20世紀100名最重要的人物。
劉少奇曾經被毛澤東視作接班人選之一。他曾先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國國家主席。有看法認為，由於劉少奇反對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並且在四清運動上與毛澤東產生激烈矛盾，最終導致二人關係破裂。文革開始後，劉少奇被迅速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的頭銜。1968年，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次年，他在放逐、拘禁中於河南開封病死。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並恢復其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周恩來是中共開國元勳之一，建國後一直擔任總理職務。中國史學界和很多國外史學家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使用各種管渠道，以不同方法減少動亂之影響，也曾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鄧小平曾在中共黨內高層談到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時說過兩句話。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美國漢學家費正清這樣比較周與毛的一生：「他是一位具有古典風格的總理，相比之下，毛澤東更像一位真龍天子，他可以在風雲變幻的雲霧中恣意縱橫，時隱時現，而周恩來則不同，他彷彿一直在權衡時勢，修補殘局。」
毛澤東生前指定華國鋒為自己的接班人，並留下遺言「你辦事，我放心」。華國鋒在毛澤東逝世後，與汪東興、葉劍英等聯手逮捕「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成為黨政軍最高領導人。他被普遍認為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人。因為與鄧小平在政治路線上相左，1980年年底華國鋒被迫退出中共核心領導集團。2008年8月20日，華國鋒因病在北京逝世。
至今仍被中國官方稱作「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鄧小平一生未曾擔任過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外界普遍認為他是實際的最高領導人。2018年紐約時報中文網刊發的一篇客座評論中評價鄧說：「從鄧一生的革命經歷看，雖然他是個務實派，但本質上，鄧是共產主義的信徒，身上還帶有傳統中國遺留下來的專制DNA。……這是他作為改革者的歷史侷限性，也使得中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跛足的改革——只有經改，沒有政改。」
上世紀80年代初，胡耀邦進入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行列，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不過，力推改革的他引起了黨內其他元老的不滿。到了1986年前後，鄧小平等元老認為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縱容"全盤西化"。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賦閒的他，依然受到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學生群體的歡迎。值得一提的是，胡耀邦被迫辭職時，黨內高層人物中只有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力挺他。
1989年4月15日，74歲的胡耀邦因突發心肌梗塞而去世。隨後，民眾對這名中共前總書記的悼念活動不斷升級，最終演變成了大規模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最終遭致鎮壓，釀成「六四」慘案。在胡耀邦去世至今的30年間，這名推動平反"文化大革命"期間冤假錯案、主導"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中共前總書記，一直是「敏感詞」。圖為1986年，東德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昂納克訪華期間，在胡耀邦的陪同下參觀南京長江大橋。
趙紫陽被視為中共領導集體中的開明派。70年代末他在四川主政時期進行了中國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並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1987年，趙紫陽接任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並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因公開表示同情學生和反對武力鎮壓，而招致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李鵬等人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後的16年，於2005年逝世。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出任總理的政治人物中，除了開國元勳周恩來之外，李鵬無疑是其中資歷最深者。在其政治生涯中，李鵬擔任了十年總理（1988年到1998年），十五年政治局常委（1987年到2002年），還曾擔任五年名義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的常委會委員長（1998年到2003年）。但是，李鵬在中國政壇及社會中的名望卻幾乎是歷屆總理中最低的。這一點直到其去世也沒有改變，而其症結無疑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北京學者章立凡對李鵬的評價是：「儘管在任內乏善可陳，且有六四事件的巨大陰影，但李鵬實確實忠實於中共信仰或其執政利益。所以我覺得他也就是一個比較符合中共標準的共產黨人。」
八九民運爆發後，時任總書記趙紫陽因反對鎮壓學生而失去權力，在一些中共元老們的推薦下，鄧小平最終決定用江澤民取而代之。當時僅擔任了短短兩年上海市委書記的江澤民從原來的政治局委員直接躍升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德國符茲堡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列維評價江澤民時說：「在大部分外國觀察家眼中，他被視為一個機會主義者。」北京學者章立凡認為，江澤民是一個「比較張揚個性，有表現欲」的領導人，「善於彈奏樂器，時不時還唱首歌。他不斷的用各種方式來表現他的才藝」。2000年，也就是上任十年之後，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並最終將這一理論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相提並論，寫入中國憲法及中共黨章。
除了初期經歷了六四後的外交孤立和經濟動蕩之外，在江澤民隨後的政治生涯之中，中國總體局勢相對平穩，先後迎來加入世貿組織、香港回歸和申辦奧運和世博會成功等重大事件。2002年，江澤民辭去中共總書記職位，將權力交給被普遍視為鄧小平隔代欽定接班人的胡錦濤。但是，江澤民並沒有同時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直到2005年才徹底完成「交班」。除此之外，退休之後的江澤民依然時常出現在媒體上，出席各種活動。歷史學者章立凡分析說：「中國政要跟西方政要的不同。雖然鄧小平廢止了終身制，但實際上鄧小平並沒有廢止老人幹政。江延續了這種老人幹政的傳統，整個胡錦濤時代都處於老人幹政的狀態之下。」
胡錦濤是中共第四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其任內的政治體制也被一些媒體稱作「胡溫體制」。胡錦濤在執政期內延續了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政策，強調「不折騰」，以較為低調的姿態保證了中國經濟十年的快速上升，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反對者批評胡溫政府在一些重大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問題上採取迴避態度或者應對不力，給外界以十年不作為、擊鼓傳花的印象。有看法認為，「老人幹政」之下，「胡溫體制」實際上是「九龍治水，互不相讓」的寡頭體制，造成腐敗橫行、軍中權力被架空、政法委變成獨立王國的局面。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習近平接任。胡錦濤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首位一次交出所有權力的非終身制最高領導人。
溫家寶於2003至2013年間擔任國務院總理，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主政下的重要領導成員。2013年3月，溫家寶卸任前夕，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的一篇文章評價他是「胡錦濤主政下最高領導層中唯一一個敢於提出政治改革的人。他曾間接表示，他可以想像，可以把中國村一級的選舉制度提升至縣和地區一級，可以允許更多民主。他也是將民主和自由稱為普世價值的唯一最高級別官員。但是，溫家寶在其10年任期中沒有做出過努力，讓設想成為現實」。《中國影帝溫家寶》的作者余傑認為，溫家寶任內「中國政治大幅退步，經濟上更造成國進民退」。2012年10月25日，美國《紐約時報》大篇幅刊發關於溫家寶的家族成員在溫家寶擔任領導崗位期間，藉機貪污了至少27億美元巨額財富的相關報導，引發各界轟動。
出生於1953年的習近平是中共元老習仲勳之子，也是首位擔任中國最高領導職務的「紅二代」成員。習近平上任之後，盡顯強人政治作風，與前兩任形成較大反差。針對黨內，習近平開展聲勢浩大的反腐運動，導致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的大批官員入獄。與此同時，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也變得更加嚴厲：媒體管束更為嚴格，民間維權運動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對於新疆西藏以及香港等自治地區的政策也顯得更為強硬。與此同時，在對外政策方面，力推「一帶一路倡議」，旨在中國產品開闢新市場，同時也被視為北京拓展政治影響力的嘗試。
2018年，中國全國人大投票通過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使得習近平有可能長期執政。許多評論認為，習近平本人的強勢風格以及圍繞他個人的形象宣傳，是毛澤東之後歷代中共領導人中最為突出的。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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