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譬如說，1989年的學生抗議，其實算是1949年後世界共產主義陣營中最後一波民主運動，相對於蘇東的國家建設，中國一直致力於內部折騰式的不斷革命，直到1979年後才以改革開放的名義真正步入1950年代的蘇聯模式，才有類似於1950年代在蘇東多次爆發的政治抗議。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的執政黨和知識分子們都意識不到這種政治發展的落後才是1989年民主運動的根源，反而美化著1980年代的蘇式現代化模式。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落後的含義似乎只是物質層面的，落後只等於船不堅、炮不利，然後就是所謂挨打。而落後的反義詞即現代化，其中並不包括政治的現代化也就是民主制度的發展，這種政治落後與經濟現代化的共存，終於在1989年的三十三年後，被形容為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並且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文件上確立為正式表述。
隨之而來的，也就是二十大結束不到一個月，中國就再次爆發了一場近乎革命的革命，提醒著我們，某種程度上，這種有關現代化的觀念，以及政治的落後，或許正是殘酷的動態清零得以維持三年並且以混亂告終的根源，彷彿1989年民主運動的重演。
更確切地說，中國過去三年發生的一切，以殘酷的社會隔離進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閉政治下的歷史重複。它的後果，幾乎重複了1959到61年期間的三年飢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與1958年大躍進的背景如出一轍。這曾經是，現在仍然是國際社會關心和追問的中國政治之謎，也是中國今天的新毛主義政治的關鍵。
一年前，面對經濟急劇滑坡以及各地爆發的反政府抗議，中國官方終於放棄了習近平親自決定、「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動態清零」政策。讓我們一起回顧中國怎樣開始向「群體免疫」邁出了步伐。
圖片來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2022年12月7日午後，當許多市民正和往日一樣排隊做核酸之時，中國官方宣佈了改善疫情防控的新十條。除了沒有再提"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外，有關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一般採取居家隔離，不再查跨地區流動人員核酸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等規定也顯示，中國告別了長期堅持的清零政策，開始通過放鬆防疫措施逐步將社會導向經由感染奧米克戎病毒實現「群體免疫」的道路。
就在不到一個月前的11月11日，中國的」清零沙皇「、副總理孫春蘭還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會議上強調，中國日前出台的二十條改善疫情防控措施不是放鬆、更不是「躺平」，要堅定不移貫徹習近平講話精神，堅定不移堅持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由於所謂的改善疫情防控二十條部分內容與「動態清零」總方針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各地在防疫中「層層加碼」的問題仍然無法真正得到解決。
11月24日，在部分居民被封控已長達100多天的烏魯木齊，一棟高層住宅樓發生火災。嚴格防疫措施導致被封在樓裡的民眾無法逃走、消防人員也長時間不能越過障礙救火。官方稱，火災造成包括兒童、老人在內的10人罹難。該事件最終成為各地爆發反清零、反封控、反政府抗議活動的導火索。很長時間以來，清零政策導致的層出不窮的防疫亂像已經引起民眾廣泛不滿。對許多人來說，比病毒更可怕的是隔離、歧視、封控以及一些防疫人員對權力的濫用。
烏魯木齊大火在數十所大學和多個省市引發學生和民眾的群聚抗議。反封控、反核酸、反清零成為其主要訴求。上海市民11月26日晚間湧入當地的烏魯木齊中路，高呼「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各地的抗議活動中，許多人高舉白紙，抗議中國政府打壓言論自由。隨著清零政策導致經濟滑坡，民生艱難、失業人口猛增、類似文革的場景重現，民眾的公民意識逐漸覺醒。最突出的事件是中共二十大前夕、2022年10月13日發生的北京市四通橋抗議行動。名叫彭立發的抗議者打出了「不要核酸要吃飯，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謊言要尊嚴，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領袖要選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罷課罷工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的橫幅。
儘管對新冠的研究和海外抗疫的經驗已經證明一年多來佔主導的奧米克戎毒株致病力低，死亡率已低於流感，中國官方仍堅持在抗疫之初取得較好效果、習近平親自決策的」動態清零「總方針，目的之一是想顯示中國制度的優越性，最高領導人決策的正確性。 為此，中國官方仍大力宣傳奧米克戎的危害，將海外放鬆疫情管控稱為」躺平「。由於缺乏真實訊息，當有20多萬員工的鄭州富士康發生疫情後，上萬工人為防感染以及不滿隔離條件而逃出廠區返鄉，令工廠生產面臨巨大危機，iPhone減產。後來招入的員工又因待遇問題暴動，遭到當局鎮壓。
中國抗疫初期，身著白色連體防護服的醫務人員被稱為「最美逆行者」。隨著地方組織的落實封控的人員以及警察也穿上這樣的防護服進行核酸檢測、消殺、監控、轉運感染者和密接人員，「大白」成為這些人的代名詞。有關「大白」使用暴力的負面報導和投訴越來越多，甚至有人將他們稱為「白衛兵」。新十條中有關感染者和密接人員可以居家隔離，不再一律強制隔離，不得隨意擴大高風險區，不得採取各種形式臨時封控等條款受到民眾普遍歡迎，反襯了」動態清零」的不得人心。
新十條公佈後，一些網民到武漢醫生李文亮的微博帳號下向他報告這個好消息。李文亮在中國疫情初期最早拉響警報、卻遭到「訓誡」，被稱為疫情吹哨者。他染疫身亡後，民眾自發悼念他，表達悲憤。微博用戶在他的帳號下寫道，「凜冬已過，你看到了」，「醫生，我們挺過來了，我們就要自由了」。
新十條一旦真正落實，圖中北京某地的這一場景也許不會再次出現。新規公佈後，旅遊平台上的機票、火車票搜索量激增。許多民眾期待能在春節期間外出旅遊或探親訪友。由於奧米克戎傳染性極高，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很快將出現感染潮。過去一年多來，中國的防疫主要放在「清零」上，疫苗接種停滯不前，現80歲以上老年人中，僅有40%的人接種了三針疫苗，因此，保護老年群體，「推進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迫在眉睫。這也是放棄清零政策後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儘管今年3月上海出現疫情時，就有專家主張「與病毒共存」，但高層仍然決定封城「清零」。長達兩個月的封城不僅給民眾生活造成巨大影響，也令各行各業的供應鏈、作為中國經濟支柱的進出口受到很大壓力。近幾個月各地不斷封控加劇了外貿下行的趨勢。德國工商會表示，因中國的封控政策等原因，超過三分之一德國在華企業計劃在中國之外的地方擴大生產，增加多樣化。對於中國現出台放鬆防疫的新政策，德國經濟界大多感到鬆了一口氣。
為了替新冠政策轉彎做鋪墊，中國近日讓專家出面宣傳奧米克戎致病力低，目前無證據表明新冠有後遺症等等，但部分民眾仍對放鬆防疫的步伐是否一下子走得太大有所擔憂。中國政府一直拒絕批准西方疫苗供民眾施打，同時強調國產疫苗也對防止重症和死亡具有很好的保護力。新政策公佈後，中國很多民眾從先前的囤食品轉為囤藥物，準備迎接感染潮的到來。有專家稱，最終90%的人將感染奧米克戎，但達到群體免疫需要多長時間，尚無專家出面預測。不過，世界盃觀眾席上人們不戴口罩盡情歡呼的電視畫面已經讓中國民眾看到了回歸正常生活的希望。
換言之，如果比較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三面紅旗也就是大躍進的心態，與中國今天的領導人過去三年何以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結束進行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的政治決心，可以發現其中的機制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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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為什麼要搞動態清零，固然存在道路依賴和對病毒的恐懼等諸多現實政治考量，但其核心關係到所謂制度競爭。歷史上，1958年的大躍進之初，面臨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對史達林主義的批評和對美國緩和政策的試探，毛澤東在蘇聯援助的156個大型項目上馬之後，在以趕英超美的目標打擊國內仍然對資本主義抱有幻想的政治力量的口號下，展開與蘇聯模式的競爭，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由此導致中蘇分裂，最終在1969年走向兵戎相見，並且開始轉向與美媾和，開啟了1971年以來至今五十年的中國與世界的緩和與融入進程。
而今天，從2012年算起，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權努力，一方面在於防範蘇聯崩潰的命運重演，防止中國出現顏色革命的危機，另一方面，則在於與民主世界進行制度競爭，通過宣傳和輸出威權主義的中國模式，尤其是中國治理模式，在全球範圍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響，從而真正鞏固中國國內的政權。這是中國從2013年以來不懈推行一帶一路戰略的初衷，也是過去十年來中國政治宣傳戰狼化，以極端的民族主義論調詆毀民主、宣傳「四個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競爭當中總結出所謂「東升西降」的歷史趨勢和中國特色現代化理論，為堅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論支持。
中國模式的失敗
所以，就在過去三年疫情期間，防控疫情本身，成為與美歐進行制度競爭的戰場。中國以逐漸完善和強化的動態清零政策，試圖向中國人民展示一種不依賴西方式的先進疫苗和開放社會的彈性治理，而能通過土法煉鋼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藥、以及依賴暴力和宣傳的官僚行政體系，進行嚴格的社區網格化管理和產業與物流管制，即長期堅持全國範圍未經宣佈的緊急狀態模式，控制病毒的傳播並且維持生產和經濟，實現一種中央意志指揮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經濟模式。
這是三年來，儘管新冠病毒毒株毒性已經大大減弱，而清零措施卻變本加厲的原因。北京領導人所青睞的所謂新型舉國體制，被用於展示針對病毒的制度競爭。幾乎所有的行政資源都被投入集中營式的隔離方艙建設，而非用於醫院設備的改善、醫療體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進和重點人群的關護。其結果，當然錯失三年時間，在拒絕與病毒共存也是拒絕與國際社會合作交流的同時，坐視醫療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如同三年飢荒的重演。
以至於，即使到了清零政策被人民揭（舉）竿（紙）而起、憤而推翻之後，我們一方面看到中國政府幾乎完全放棄了救治責任，任由疫情在缺醫少藥的短缺狀態下奪走人民的生命，另一方面，在三年來不斷渲染歐美的疫情防控造成大量死亡、造成巨大混亂的反宣傳之後，一些強力機關繼續渲染新一波病毒的恐怖，繼續詆毀美國處於「政治失能、經濟失衡、社會失序」的政治衰敗之中。
不能不說，這種有關制度競爭的宣傳戰不僅主導了中國民眾的新冠認知，甚至主導了實際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國際競爭主導國內政治從而造成了致命的失敗，如同冷戰時期蘇聯與美國圍繞兩種制度之間的競賽，包括意識形態和軍備領域的雙重競賽，最終耗竭了內部的一切潛力。對中國來說，這種制度競爭的後果已經浮現：不僅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的失敗，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國模式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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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凱波為中國政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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