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台灣大選前一天（1月10日），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先生於德國之聲的訪談編輯播出之後似乎"舉世皆驚"，無論是其"就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的論斷，還是"九二共識在台灣被普遍誤解"的闡述，似乎均被觀察者們認為對於民進黨的"險勝"起到推波助瀾之作用。

然而，無論是馬英九辦公室針對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迅速切割的坦然回應，還是投票前其本人在蔣經國靈柩前長久的沉默佇立，均令人深思：倘若這是國民黨人承自蔣經國遺願的最後的"海棠血淚"，則中國大陸將漸失民主化的最後推手。

而結合當前日趨詭異的國際局勢，處於中國大陸、北韓、俄羅斯等近鄰圈的台灣，將會安享多久的和平紅利，或愈為遙不可測的未知數。

1.從蔣經國到馬英九：不能放棄的中國大陸民主化

1950年出生香港、並從青年時期立志追隨蔣經國先生的馬英九前總統，曾詳實回憶過擔任蔣經國秘書期間，向其翻譯美國友人的來信並解釋英文"戒嚴"一詞之時，蔣經國所產生的震驚："我們沒有'無法無天（no law at all）'，也不是'軍事統治（military control）'啊！"

在台灣社會的內外壓力之下，蔣經國經由下意識的自我追問與反省，一年之後在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Katharine Meyer Graham）時（1986），親口宣佈台灣將解除戒嚴。隨後，其在經由"十大建設"已經經濟騰飛的台灣開放報禁黨禁，親手開啟了台灣的民主化時代。

而在海峽對岸，與威權體制的長期象徵、甚至曾為共產主義者的蔣經國相似，習近平同樣"擁有不能挑戰的血統"，並且至執政第三時期，黨內同樣已無實質性挑戰力量：開明團派因李克強總理之猝逝而趨於湮滅，反送中運動之後的激烈清洗亦使港府失去牽制效用，而隨後大陸經濟領域的系列反壟斷狂飆，則使紅色權貴勢力在內徹底遭受重創。

在社會層面，新聞審查制度的加強，小粉紅氛圍及民族主義思潮的湧起，以及習近平於底層脫貧運動實際取得的好感與支持，則使公民社會處於極端情況之下的人身限制管控（如"白紙運動"背景），很難出現具備廣泛凝聚力的、自主性持續性爭取社會民主轉型的運動，如類似台灣青年知識階層所主導的"美麗島事件"。

然而正因如此，其所雄心大略、一意秉持的"民族復興中國夢"，則需迫切注入更多"現代性"、"民主化"等清晰概念。從外部環境來看，目前希望仍是主要在於兩大方面：一是良性互動的美中關係，二是穩定互信的台海關係。

雖然拜登政府多次承諾無意改變中國體制，但因美中貿易戰的持續拉鋸，迫使中國為發展經濟而不得不在系列強硬"試錯"之後，重新尋求中美關係的相容與緩和，並試圖重塑國際形象可信度。譬如，為挽留外資，中國近日不得不宣告取消外資持股限制。這是對WTO協議條款出乎意料的急逆遵守，雖姍姍來遲，卻意味著經濟領域成為倒逼改革、擴大開放的最後有效空間之一。

而針對中國大陸四十年來"摸著石頭過河"、不敢全然拋棄意識形態的保守思想機制，台海關係的穩定互信，則能為海峽對岸的大陸提供最為親和的精神鼓勵與可見性目標。面對其仍然普遍存在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傳統農耕性情感疑慮，傳統國民黨人亦因終結帝制、改造民國等長期艱苦卓絕之努力，能提供歷史性的期待與共情、以及豐富的實踐經驗。

在蔣經國生命後期大力推行的民主化改革之中，其中一個巨大心願是以此推動大陸的民主化；並預計在不久之將來，以"民主、自由與均富"之"一國良制"統一中國。儘管歷史長河迂迴曲折，兩岸各種實力也在不斷發生動態變化，但在鄧小平首創的"一國兩制"被空前質疑破產的當前，蔣經國1987年針對其所回應的"一國良制"，顯然於歷史進程中證明為目光長遠的普世策略。

考察馬英九執政路線，其從未改變"一國良制"的整體立場。2021年其認為香港的局勢變化表明"一國兩制已走入歷史、宣告死亡"，而美國科技巨商、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所提議的"台灣特別行政區"則為"一國兩制、無法接受"（2022）。在2018年《經國先生與我》之專題演講中，其盛贊蔣經國"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侷限而親手終結威權時代"，因而"開5000年實踐民主的先河"，最終"為歷史、為中華民國、為台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由此可見：馬英九前總統在大選前的訪談中就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的論斷，既是和葛來儀（Bonnie Glaser）等美國漢學家一樣，基於當前美中關係及台海現實的客觀判斷，亦是對蔣經國政治遺產的一貫性忠實繼承，其中更不乏充滿悲憫與希冀的深厚人性。

2017年曾向習近平公開喊話"一國良制"的哈佛法學博士陳長文先生，亦曾在《兩岸的理性與感性》一書之中公開倡導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批評之前的假設的同情"。而馬英九在訪談中的說法，不啻為傳統國民黨人心懷兩岸蒼生、忠於中華民國憲法的"海棠血淚"，亦是面對對岸威權政府最大善意之引導與激勵。

2. 備戰的世界，美國能否確保台灣安全？

在德國之聲的大選訪談中，馬英九前總統對於美國能否確保台灣安全的問題作出明確的保守性評估，這應首先源於深刻的歷史教訓：

在與大陸隔海對峙三十年之際（1979），蔣經國面對斷交離去的美國駐台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曾平靜聲稱，這是美國對中華民國的再一次"出賣"。而第一次"出賣"，顯然是指抗戰之後，贏得勝利的民國合法政府國民黨，卻因美國面對東亞局勢的複雜考量與猶豫不定，失去經濟及武器援助，最終倉皇敗於蘇俄堅定支持的共產黨手下。

就目前台海局勢來看，拜登政府雖多次承諾保障台灣的安全，卻仍在大選之後再度明確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結合國務卿布林肯引援各種歷史文件的平行表態，不難看出，作為與馬英九前總統相似的資深派政治人物，美國總統拜登對於台海局面的敏感性亦有較為全面的把握與現實考量。

首先，美國的政治運作遵循嚴格的三權分立制度。總統提出的軍援方案，需經國會審議批准。而審議過程，卻首先涉及國家財政預算及眾參兩院的各種立場。目前而言，就連急需批准的烏克蘭軍援法案，亦因通貨膨脹、財政緊張等原因遭到來自國會的巨大壓力與拖延。兵力匱乏與武器不足的烏克蘭究竟能在嚴寒與等待之中苦撐多久，是否最終扭轉不利局面，目前均出乎意料地成為未知；而台灣在交戰中能實際得到何等軍援，亦無任何人能事先確定答案。

其次，作為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總統權力的行使必須首先高度保障國民安全。目前美國及北約盟國對烏克蘭武器供應的不力，除卻超負荷的財政因素，另一重要原因應是在於俄羅斯的核威脅。而反觀台灣周邊，中國大陸、俄羅斯、北韓等緊鄰個個均為事實上的擁核國家。美國在軍援台灣時不管如何應對，均會力爭保守慎重，首先客觀評估風險。

再者，自特普朗前總統提出"美國優先"策略以來，美國兩黨執政路線雖略不同，但總的趨勢仍可觀察為"戰略收縮"：即在後全球化時代，美國無法不計成本地繼續充當世界警察，從而希望收縮國力財力，優先發展美國本土。然自阿富汗戰場倉促撤軍以來，俄烏戰爭、巴以衝突卻使美國捲入意想不到的巨大消耗；如若同時爆發台海戰爭，美國無法三面迎戰，否則難免進一步削弱自身實力，或陷入社會內部巨大的爭執分裂。

考察中共鬥爭哲學，其在備戰階段較為強調"兩手準備"與"先禮後兵"；而在戰略戰術方面，則重視"縱橫捭闔"與"伺機而動"等傳統智慧。台灣大選剛剛落幕，北韓高調宣佈韓國為"頭號敵人"（1月15日），並宣稱"應在發生戰爭時完全佔領、平定收復韓國，將其納入北韓疆域"；而與此同時，歐洲北約盟國（包括瑞、英、德在內）則被迫紛紛捲入備戰，以應對潛在性的俄羅斯大舉軍事進攻計劃；而伊朗支持的葉門胡塞武裝則悍然切斷紅海水域，襲擊往來船艦。由此或可大致推演：台海一旦發動戰爭，中共必然不會單線作戰，而會爭取與俄羅斯、北韓、伊朗等盟友採取合縱性策略。

根據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近日發布的調查結果（Surveying the Experts: U.S. and Taiwan Views on China's Approach to Taiwan) ，大部分專家認為：即使中國大陸暫不具備有效的武力行動，但也能在未來五年以隔離或封鎖的方式應對台海危機。此種推測與普丁2021年秋的涉台言論實際較為相似：即中共無需使用武力，僅用經濟潛力就能實現"統一"目標。而葉門胡塞武裝的做法，似乎也正預演著武力攻台之外的另一種可能：即首先嘗試軍事封鎖台灣海域（包括飛越兩岸非官方的海峽中線直至台灣東部海域)，並切斷台島內外一切貿易往來。而在此高度敏感的海域，誰被迫開出實質性的第一槍，則難以不被國際輿論視為升級"挑釁"而喪失道德高地。

3. 管控危機，需各方卓識努力

在德國之聲的大選訪談中，馬英九前總統堅持兩岸回到"九二共識"的模糊空間，呼籲台海"不獨、不統、不武"；這與去年十一月底以葛來儀（Bonnie Glaser）為首的三位美國漢學家們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所呼籲的"賴清德若勝選，應考慮凍結台獨黨綱"，實乃高度一致的風險管控。

民進黨對於"九二共識"的否認，主要認為其是國民黨代表與大陸對岸的協商，並不代表民進黨意見；但同理，民進黨追求台灣獨立的黨綱，同樣不能代表台灣全體選民的意願，更不能作為執政黨的施政方針。這即是獨立觀察的第三方漢學家們，為平衡台海問題所作出的對等性建議，以及未雨綢繆的良苦用心。

就台灣大選之後的中方反應來看，其尚為審慎而平靜。但在大選前夜，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應邀訪美，與布林肯及美國智庫等重點談論台灣議題；而目前外交部長王毅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泰國的會晤（1月27日），仍是在於重點談論台灣問題與胡塞武裝問題。不難看出，中國仍首先寄希望於美方管控台海風險；作為回報，其似乎將管控紅海風險與管控俄朝軍事同盟作為談判籌碼。

在這各有所求的地緣政治之中，台灣如何保持"主體性"而又不引發挑釁，亦需三黨充滿智慧地制衡牽引：從選舉結果來看，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雖以40% 的得票率險勝，但國民黨卻成為立法院第一大黨。而獲得眾多中間派選民及年輕選民票數的民眾黨，倘在立法院內傾向於與民進黨合作，則台灣政局與民進黨過去八年執政相比毫無新意、途增風險；而倘其傾向於與國民黨合作，則能在重大問題上起到朝野牽製作用，因而亦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第三黨效用，並增強台灣在風險對抗時的自身籌碼。

這也好比民進黨近年來所倡導的"去中國化運動"--台灣對世界的獨特吸引力之一，正是在於其豐富的文化內涵與高度發達的東亞文明。特別是與經歷"文化大革命"的海峽對岸相比，文言文的"精英"式語言熏陶、正體漢字的延續等，使得台灣成為世人心目中最為美好正統的中華文化高地。倘若以"去中國化"削弱這些有力的競爭因素（譬如最近台北女一中教師關於中學文言文刪減之激烈反彈），客觀上亦削弱了自身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就世界文化體系中的份量而言，過度強調本土化的單一性與同質性，亦會不可避免地造成自身的邊緣化。

而這次台灣大選，令世界真正刮目相看的是：三方總統候選人均彬彬有禮、表達清晰；不僅普遍具備溫良恭謙的東方氣質，並且坦然大度地接受選舉成敗。此種尊重規則、成熟有序的競選作風，不僅為民主世界帶來欣慰與驚喜，且對大陸民眾而言，尤其是當國民黨陣營的蔣萬安、趙少康、韓國瑜等以流利的國語屢屢提到"人民"、"百姓"等概念時，尤其遭遇巨大的心靈衝擊與啟迪：原來普普通通、逆來順受的"人民"與"百姓"，也能堂堂正正地投票表決，像一個真正的成人那樣，獨立行使自己的選擇權利。

4."馴服利維坦"：需更多的歷史感與情感牽引

在總統選舉辯論會上，民進黨賴清德先生大力強調"和民主陣營肩並肩站在一起"，首先指責兩岸貿易協定及國民黨的"九二共識"等早已過時。此種面對客觀現實充耳不聞的"鴕鳥心態"，並不能與對岸成功切割，及化解未來台海危機。這恰如英國秘密情報局（軍情六處）前高官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近日對英國情報機構所作批評：缺乏對華語言及歷史文化等專業知識，亦會形成自身"盲點"，甚至沒有能力應對中國的"隱蔽威脅"。

至於"和民主陣營肩並肩站在一起"，台積電的波折可謂一個值得深思的例子：蔣經國時期打下基礎、被稱為台灣"護國神山"的台積電，的確在當今世界高科技競爭浪潮之中為台灣掙得了博弈的底氣。在世界地緣政治的複雜考量之中，這亦是台灣遠遠強於香港的博弈籌碼之一。但順應拜登政府要求而於美國投資建廠的台積電，卻與韓國三星電子及SK海力士一道，紛紛遭受"水土不服"等制度文化的衝擊：這其中既有高昂的勞動力成本、充分的人權保護等文化因素，亦有共享商業機密等嚴苛政治安全要求。而艱難磨合的過程，亦使"台灣主體性"在客觀上遭受挫敗或質疑。

反觀一個社會制度相對落後卻體量巨大的中國，當其悍然拒絕改革開放與雙向合作，其為世界帶來的威脅，遠遠大於其保持開明樂觀的願景且尚持合作意圖。而相對於目前西方各國勉為其難的"脫鉤"孤立與"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各種"去風險化"，顯然，更為長遠而根本的策略乃在於堅定地促成中國社會自身的民主開放與現代化、法治化；而絕非迫其經濟破產、四面碰壁而以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轉而尋求軍國主義之毒性解藥。

尤其是面對台海問題，如何回應中國大陸仍舊尋求共同管控台海危機的試探努力，猶如文明世界該如何伸出手去，理性機智地馴服這頭極權主義的"利維坦巨獸"，並阻止其滑入黑暗同盟。相比短視的鴕鳥策略，這無疑需要更多的歷史性情感與基於信、望、愛的持久堅守。但願傳統國民黨人馬英九先生承自蔣經國總統的遺願，並非最後的"海棠血淚"；也但願在當前紛亂迷茫的地緣政治角力場，能少空談些主義，多正視些問題，並再多一些善意智慧之牽引。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華裔德籍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文學史、電影、國際關係、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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