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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座評論:黨國的輿論棒搥打向胡錫進

2024年8月4日

習慣於一天發帖多次的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7月27日之後就沒有更新微博。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稱,他被禁言的起因是對三中全會闡述中國經濟成分的解讀。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胡作為善於跟風輿情的黨國辯護士,如果其解讀有損黨國統治的經濟根基,也是不能免於受罰的。

中國當局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為它的主張、政策、理論和思想等去作辯護,但這種辯護必須是原汁原味地傳達它的意思,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對涉及黨國立政的基本教義、路線和政策等圖片來源: Daniel Berehulak/Getty Images

(德國之聲中文網)作為黨國辯護士,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在中國的輿論場某種程度上是以一種"尷尬"的角色存在。這種尷尬是他自己製造的,他為黨國的辯護,在立場上和當局保持一致的同時,總喜歡表現出自己有獨立的思考和見解,而非單純是當局的傳聲筒。這使得他對時事熱點或政策的解讀未必總合乎當局"口味",從而"無意"中觸及當局的某些言論禁忌,為自己帶來某種"不便"。比如,日前傳出他對三中全會《決定》文本刪除公有制為主體的錯誤解讀,而遭當局禁言處理。

胡錫進這次被當局禁言,具體原因外界並不清楚,假如傳言屬實,他確實因在微信公號文對《決定》刪除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的解讀錯誤,當局對他進行禁言處罰,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即在黨國看來,即便像胡這種曾經處於輿論前線"作戰"的黨國"戰士 ",如果對當局的政策、思想、主張等不恰當地作某種引申解讀,讓輿論產生某種誤會,偏離了當局的宣傳紀律,也是不能免於受罰的。這當然從一個側面反映當下中國言論市場的"肅殺"。

本次三中全會《決定》,在闡述中國的經濟成分時,不見了過去慣有的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胡在其微信公號文把它說成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區分誰是主體地位,誰才能發揮主導作用,由此推論中國社會對各種所有制關係的認知、態度以及敘事方式,都將向前邁出一大步。胡如此解讀是誤讀了《決定》文本,但他本意是要稱讚三中全會在關於國有、民營的問題上,作出了正確表述,這符合當下市場對當局應該弱化國有經濟,扶持民營經濟的期待,所以他的這個論點引發了市場關注,被一些人叫好,但也讓左派人士不滿,後者抨擊他挑戰憲法和黨章權威,肆無忌憚地違反當局政治紀律。該文發表不久即被刪,其個人微博等也罕見沒有更新。

當局為何對胡錫進禁言?

胡遭此禁言處理,在許多人看來,頗有些意外。如前所說,他是黨國意識形態的忠誠辯護士,即使退下來了,也一直不遺餘力地為這個體制辯護,被當局看作輿論場正能量的代表。胡的言論確實有很大影響力,誇張一點說,當局的政策和主張這些年能夠深入一些人的腦裡,胡起到的作用不少。外國投資者也常把他的言論當作政策風向標。雖然胡這次對三中全會有關所有制的解讀曲解了《決定》,但其實也為市場校正了對三中全會的理解。在公報和《決定》全文公佈後,市場對三中全會的反響並不好,胡此論有利於市場從正面理解三中全會,對當局正在努力挽救的市場和企業家的信心是有幫助的。從這個角度看,當局不但不該對他作出禁言處罰,反而還要"將錯就錯",在他的言論基礎上,大力營造扶助民營經濟的輿論氛圍。

可當局沒有這麼做,也許當局認為,胡的解讀有損黨國統治的經濟根基。當局從當下形勢出發,充其量能夠做到民營與國有經濟並重,而不是通過削弱國有經濟去發展民營經濟。但當局對待像胡這種在輿論場有一定地位和重要影響力的黨國"戰士",本可以內部批評警告,而今祭出禁言措施,反映當局在意識形態和輿論的管控上極度僵化,哪怕你是黨國的辯護士,只要某次言論觀點不符合當局意圖,引起爭議,也逃不脫被封殺的後果。

當局當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去為它的主張、政策、理論和思想等去作辯護,但這種辯護必須是原汁原味地傳達它的意思,而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尤其對涉及黨國立政的基本教義、路線和政策等,不能摻雜自己的看法。胡錫進在這一點上其實是不合格的,他太想表現自己有獨立見解。為達宣傳效果,對一般的熱點和時事話題,當局也許容忍他有一定空間去發揮,但對像三中全會《決定》這樣的重要文件,就必須原原本本、老老實實按文本的含義去解讀。胡作為一個黨國培養多年的"老兵",顯然在這點上犯了錯,他可能自以為有某種特權。

胡錫進不僅常年活躍在中國的社群網站上,也在被當局封鎖、中國人一般無法使用的西方媒體推特(現改名X)上頻繁發帖為中共體制辯護圖片來源: Hu Xijin Twitter: @HuXijin_CCP

事實上,瞭解胡在中國輿論場角色的變化,對當局對他作出禁言處理,也不會感到特別奇怪。胡有個綽號"胡叼盤",是反感他的人諷刺他的言論常常根據當局的風向調整立場。在黨國的輿論戰線,很少有人能像胡這樣善於捕捉社會熱點和各種話題,並根據當時的輿論動向圓滑地調整自己的立論,這是他了就的本領,但也因此給人前後矛盾的印象。比如,對某類事件,他今天是這個觀點,可隔段時間發生同類事件,他可能是另外的看法。這被一些人視為缺乏原則和立場的表現。儘管如此,胡調整自己立場的能力,也不能完全把它歸咎於是對當局的看風使舵,也有部分是對當時社會輿論動態的跟風。

換言之,胡在緊跟當局風向的同時,也注意社會輿情的變化,當後者和當局所堅守的原則與立場有衝突時,他也試圖兼顧社會輿情,將它和當局對某個事情的基本立場調和起來。比如,關於中美關係,胡在某個時候和當局一樣,主張鬥爭,把美國看作中國的敵人;但當當局意圖緩和對美關係,或者社會厭倦了當局的對抗態度,他也會主張要同美國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不把美國看作敵人。像這種在同一類事件上的觀點的改變,在胡是經常發生的,但由此也使很多原來喜歡他的左派人士和民族主義者不再把他看作中國利益的代言人,認為他骨子裡是和公知一樣的"崇美"分子,他們在網路上譏笑、攻擊他,包括左派陣營的某些大,如司馬南,還同胡在社群網站有過交鋒,互揭對方的黑歷史。他的言論,也被這些左派劃作"毒藥"之列。

兩邊討巧?敲打敲打

可以說,這是胡的尷尬之處。在他試著由黨性回歸人性和常識發言,左派不認同他,而右派早就把他定位於黨國利益的維護者和吹鼓手,從而落得一個兩邊都得罪,都不討好的狀況。而在當局看來,當胡兩邊都想討巧,他也就不是一個純粹的黨國利益的傳聲筒,反有某種"兩面派"的色彩。因此,借著這次他對三中全會《決定》的曲解,禁言他一段時間,敲打敲打他,讓他反思其黨性的不純,端正其立場,似乎也不難理解。

胡得益於當局給他提供的平台,成就了他的名聲和影響力,可當他在輿論上不能和當局做到完全一致,當局也可以通過冷凍和在輿論場消聲的辦法,讓他淡出公眾視野,消解其影響。當局過去曾處理過幾個央視的名人,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對當局來說,無論是黨的人,還是黨外人士,任何時候都必須正確傳播黨的聲音和主張,不能有自己絲毫的見解,哪怕它其實有助黨的利益,否則輕則禁言,重則剝奪做喉舌的資格。這就是此案例給還留在黨國宣傳隊伍中的媒體人士的教訓。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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