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由中國原衞生部長高強文章引發的兩種抗疫路線之爭在網路和民間發酵。這兩種抗疫路線一是中國官方現在堅持的"動態清零"；一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實際實行的"與病毒共存"。對於兩種抗疫路線的討論並非現在才有，但高強的文章顯然使討論升溫，成為一個熱點話題。

自疫情於去年在武漢爆發以來，中國採用全員核酸檢測、個案追蹤、社交隔離、封區封城的做法較早控制住疫情，恢復了經濟；與此同時，美歐以及世界上其他多數國家，走的是另一條相對放鬆的抗疫路線，導致在抗疫的第一階段後果慘重，無論就感染和死亡人數，還是經濟復甦而言，都比中國要嚴重得多。

然而隨著美歐普遍施打疫苗，雖然在感染和死亡人數上它們還是比中國高，但後一種抗疫路線的靈活性和優勢開始顯現，尤其面對德爾塔變種病毒的侵襲，美歐等國沒有重新選擇封閉，中國卻收緊了原先相對放鬆的防疫措施，在部分地區重又封城。

民眾開始懷疑"動態清零"

這次高強的文章及兩條抗疫路線的爭論，背景就是德爾塔病毒侵襲中國。由南京機場和張家界景區出現的疫情已經擴散到全國十幾個省市，而中國政府一如之前嚴防死守，這對已經歷了一年多疫情生活，前不久防疫措施才稍有些放寬的民眾，心理有某種不適應，對政府產生某些不滿。它表明面對毒性和傳播速度更強的新的變異病毒，民眾已懷疑中國政府的"動態清零"做法能否控制住疫情，更多的人開始有學美歐"與病毒共存"的想法。

高文的主旨是中國必須堅持嚴格防控，打消"與病毒共存"的想法，痛批英美等國將政府防疫失策"甩鍋"給病毒變異。用他的話說，"英、美等國的'與病毒共存'，已經給全球的抗疫形勢帶來了嚴重後果，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只要疫情仍在國際上廣泛流行，我國嚴防境外病毒輸入的方針就不能變，堅決切斷病毒傳染鏈的策略就不能變，早發現、早控制的目標就不能變"。鑑於其前衞生部長身份，加上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外界已認為，官方是要借高文來重申"動態清零"的防疫政策不會變，也不能變，敲打部分民眾存在的"與病毒共存"想法。

故而，儘管高文並沒有明確把矛頭指向眼下身陷論文抄襲漩渦的張文宏，但在輿論中，將後者作為"與病毒共存"的倡導者而置於高強的對立面。張是防疫專家，也是去年以來形象比較良好的公眾人物，嚴格來說，他並非要中國政府放棄"動態清零"做法，可在南京疫情中，由於他說過"世界要學會與這個（新冠）病毒共存"，於是被看作"共存"派代表，遭到部分輿論的批判，有人宣稱他向病毒投降，從而人為製造兩種不同抗疫路線的對立。

爭論被上升到制度層面

清零抑或共存，其實很多國家包括美歐也曾有過爭議。但在其他國家，更多是從技術角度權衡兩種方案在本國實行的可能性，它們對社會的總成本大小，即使否決"動態清零"，也是認為它不適合本國民情，無法做到像中國這樣政府的絕對意志能夠凌駕於社會。然而在中國，這種爭論被上升到制度層面，高強之所以批判"與病毒共存"，堅持中國不能走英美式抗疫之路，更多是出於政治風險的考量。在這一點上，胡錫進說得非常坦率。

胡在其微信公號中說，中國不可能放棄目前的抗疫路線，他認為這個路線迄今被證明在全球最有效、人道主義代價和經濟代價都最小，而不會放棄的原因有三：一是西方及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疫情仍很嚴重，群體免疫還根本談不上是"正面經驗"；二是中國抗疫路線帶來了最好的總體經濟表現；三是經濟增長率是"美歐不顧死人的野蠻路線"同中國的動態清零路線長期爭奪的至高點，中國今後的確有要不斷提高防控精度越來越大的壓力，在西方的經濟運轉連續性明顯增強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認真地與他們開展經濟恢復程度的競賽。

這第三點指的雖是經濟競賽，但胡實際要表達兩種抗疫路線之爭也是中國和西方的制度競爭。誰的抗疫做得好，誰就能夠恢復經濟的活力，加強經濟的競爭力，在長期的經濟競賽中勝出，而支撐經濟競爭的，是制度競爭，制度好，抗疫才會做得好。這其實就是中國政府的看法。對中國政府來說，這場全球防疫考驗的是中國這套體制和模式在應對諸如大規模傳染性疾病這種極端情況的適應問題，是否能夠做得比西方好，北京要借這次疫情來證明中國的制度和模式比西方優越，更適合中國，從而在中美對抗中得到更多中國民眾支持。

"動態清零"的政治意義

有鑑於人口規模的龐大，中國的醫療資源分擔到每個人身上，所得有限，比不上美英等西方國家，如果中國疫情失控，學多數國家"與病毒共存"，群體免疫，以中國目前的醫療水準，受病毒感染和死亡的人數無疑比現在要多得多，會不會成為第二個印度很難說。這將嚴重損害中國政府的權威，甚至有可能動搖中共的統治，因為大眾大概率不會接受這種狀況。對一個全能型的專制政府而言，既然享有無限權力，就須承擔無限責任，若受感染和死亡的人數太多，說明政府的能力和責任都嚴重不足，會超出民眾的耐受度，想想武漢疫情初期的民意沸騰吧，中國政府最擔心的就是這種政治風險，胡錫進就直白地表示，若對新出現的傳染鏈給予更多容忍，只會導致災難性後果，造成局面的失控，民眾不會接受。

因此，要避免此種噩夢般的後果，中國政府只能揚長避短，而中國政府之"長"，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和機制，這是中國制度的所謂優勢，北京要做的，是利用這一體制和機制，在動態中清零。假如中國政府的清零做法成功地抗擊住了德爾塔變異病毒，就證明中國不但能控制住新冠疫情，而且對毒性更強傳播更快的變異病毒，也有效，成為大國中唯一一個在抗疫的兩個階段都取勝的國家，這對北京的政治意義不言而喻。

可見，面對變異病毒帶來的新一波疫情，中國政府選擇堅持清零，是由該體制的內在邏輯決定的，它要向世人表明，既然能控制住第一階段的疫情，也就能控制住第二階段的疫情。

兩種不同的抗疫路線本質上其實是如何對待自由。美歐的"與病毒共存"思路，是試圖在政府意志和民眾自由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力爭兼顧兩者，代價則是病毒感染和死亡人數較多，但政府也決不為了追求徹底控制疫情而去完全剝奪民眾的個體自由，事實上也做不到這點，儘管民眾的自由也受到影響。中國的"動態清零"做法目標很好，感染和死亡人數要少於前者，可大眾自由成為政府意志的奴僕，是以完全取締民眾本來不多的自由為代價的。有人據此認為中國政府有意借清零來推行軍管統治，即使在疫情結束後，這種統治方式也會繼續，因為北京嘗到了甜頭。

假如中國政府對民眾沒有限制，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下讓他們選擇，民眾雖然很可能不會選擇美歐的抗疫之路（有東亞其他的國家做參照），但也決不會同意這種"動態清零"的做法。中國政府顯然已意識到此點，未來會不會抄美歐的作業，如中國疾控中心前首席專家曾光最近在接受採訪所言，"當清零的紅利不再存在的時候，中國就不會清零了"，但可以說，至少在今年，抑或在明年--若全球疫情還沒有好轉，中國政府不會貿然改變動態清零。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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