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按照中國古老的天干地支紀年法，今年是「甲辰龍年」。「甲辰年」從歷史來看，似乎凶年居多，所以用迷信的說法，今年可能各種災害和異象較多。唯物主義者當然不信這個。不過，從今年開年的情況看，這個世界好像確實不太平。國外不講，中國國內是災禍連連，先是股市開年以來一跌再跌，滬市多次擊穿2800點這個重要的心理關口，實際可稱為股災，最近幾天又發生了三起災難事故：19日河南南陽一學校13名小學生死於宿舍之火；22日雲南昭通山體滑坡，47個村民遇難；24日江西新余一臨街商鋪熊熊大火吞噬了39條生命。
中國人講究開年吉利，出現股災和死人的事總是不好的。因此外界看到，當局現在要大力救市，對死人之事更是不敢怠慢，事故發生地的政府接到報告，黨政領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遠在北京中南海的習近平和李強也是一個指示一個批示，副總理張國清率工作組趕往雲南和江西現場指導搜救工作，自然資源部、應急管理部、國家衛健委等部門啟動應急響應、組織醫療專家到這三地開展救援、調查和善後處置等事宜，省市兩級政府領導也趕赴現場指導救災，這一般是當局處理各種災害事故的模式和流程。
習時代的特色
要說習時代和過去有什麼區別，就是特別強調習的指示，對於死亡人數較多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災難和事故，習都會下指示，習的指示就是催命符，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銜令而動，故可想而知，救災現場，官員一定是比救援人員還多。
雖然幾級政府的官員去現場救災，只為表達一種政治姿態，以示「體恤民情、與民同苦」，但即便是作秀，去災害現場總比呆在辦公室裡聽匯報和指揮要好。問題在於，為什麼一發生大的災害和事故，從中央到基層，官員傾巢趕赴現場？答案在習的指示裡。以最近新余火災事故為例，習的指示是，「各地區和有關部門要深刻吸取教訓……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大局穩定」，關鍵就是「社會大局穩定」六個字。一般來講，習的指示和總理的批示，都會有這句話，比如李強對雲南昭通山體滑坡的批示，最後一句話是「維護社會大局穩定」。
將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扯上關係，是習時代的特色，以前的中共領導人就事故所作指示是不會這麼強調的，比如胡錦濤時期也常發生災害，但胡的指示充其量只提到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從未見要確保或維護社會穩定之類字眼。
順便提及，胡錦濤時期總書記和總理甚至副總理對災害事故作的文字表述，官方報導都用「指示」，而非刻意突出總書記的作用，總書記的指示稱作「指示」，總理的指示就稱作「批示」。將兩者區隔是習時代才有的。而總理的批示用上「社會大局穩定」，亦是從李強開始的，李克強對災害事故的批示是不見這幾個字的。
為何如此強調「社會大局穩定」？
人們會問，習時代特別在他的第三任期，何以連總理的批示都要緊跟他強調「社會大局穩定」？人們很少看到有任何國家——也許社會主義國家除外——將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掛起勾來，人家就是把災害作為一起單純的事故來處理，雖然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情緒也要安撫，然而，不會把事故上綱到「社會大局穩定」的高度。可偏偏在中國，當局要將每起災害事故和「社會大局穩定」連結起來，各級政府按照這個要求去處理，這是否表明習對災害事故格外重視？表面上看似如此，當局的確是要以此凸顯對事故及人民生命財產的重視，但細究起來，實則是害怕處理不妥，會使一起生產安全或者自然災害的事故演變成一起社會事件，危害社會穩定，衝擊政權安全。習的這種提法反映了他是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和處理災害事故的。
2023年3月10日習近平第3次宣誓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0年前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後，習近平對內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對外推行強硬外交、宣傳東升西降，聯俄抗美。一起回顧習近平執政這10年為中國帶來何種轉變。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D. De La Rey2023年3月10日，中國第14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3次全體會議上，2952名與會代表投票表決，一致支持69歲的習近平續任國家主席及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宣佈當選之際，現場響起如雷掌聲。由此，習近平打破鄧小平之後中共領導人執政兩屆共10年的慣例，開始其第3個任期。
2013年，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提出要「堅定不移懲治腐敗、從嚴治黨」，並且喊出「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口號，隨後中共展開了一系列黨內整治運動。 2014年，前中共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成為因腐敗被捕的最高級別官員，被開除黨籍、公職，判處無期徒刑，打破了自鄧小平時代以來「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中國官方透露，從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中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392人、廳局級幹部2.2萬人、縣處級幹部17萬餘人、鄉科級幹部61.6萬人；查處人數共計408萬9000人。反腐運動除了打擊腐敗官員之外，也是習近平鏟除政治異己的手段。
2017年10月的中共19大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被寫入黨章。普遍認為，習近平在此時鞏固了在黨內的核心領導地位。隔年2018年第十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批准修憲案，取消了鄧小平時期定下的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習近平在二十大後繼續連任鋪平了道路。 2021年公佈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再度加深了對於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決議》寫道：「黨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
習近平在2012年出任最高領導人時曾宣佈，消除貧困是他的首要施政目標。 2021年2月，他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宣告，「經過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然而，世界銀行對於「極度貧困」的標準是每人每天生活支出低於1.9美元，中國的標準略低於世界銀行，約為每天1.7美元。經濟學家胡星斗曾表示，如果按照聯合國或世界銀行標準來衡量，中國還有好幾億貧困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2020年表示，僅管中國人均年收入是3萬元人民幣，「但是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在一個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難。」
儘管宣佈脫貧成功，中國貧富差距的鴻溝卻越來越大。為了調節此現象，2021年8月習近平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徵。該次會議強調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會議中也提到「三次分配」的規劃，即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鼓勵富人捐贈，讓資金流向相對貧困人群而實現社會收入轉移。此後，多傢俬企成為中國政府打擊的目標，私企大佬如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京東創辦人劉強東等人紛紛宣佈退居幕後，避免惹禍上身。
近幾年，中國政府開始採取對資本敵視和打壓。在習近平「房住不炒」的口號下，北京開始採取實質性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畸形擴張。 2021年推出對房地產企業實施限制融資的「三條紅線」，要求房企壓縮負債，這導致以恆大為代表的一批地產開發商陷入巨大的債務危機，也使以往熱絡的房地產投資市場明顯降溫。 2021年7月，中國政府推出「雙減」政策整頓教培行業：嚴禁教培機構資本化運作，規定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被視為宣告教培行業的「死刑」。教培領軍企業新東方和好未來的股價，分別暴跌超過80%和90%。
2019年末，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悄悄擴散，當局在疫情初期試圖隱瞞消息。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李文亮曾在私人微信透露可能是SARS病毒，並且質疑當局「沒有人傳人」的說法。他隨後遭到上級約談、被央視新聞報導成「傳播謠言」，卻在一個月後死於新冠肺炎。如今，在全球疫情肆虐兩年多後，大部分國家逐漸恢復正常生活，但習近平仍強調，中國防疫將繼續堅持「動態清零」。中國一再出現大中城市全城被「靜態管理」，動輒數千萬居民處在被封鎖的狀態，經濟發展也嚴重受到防疫政策影響，2022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長僅0.4%，創下兩年來的新低。
2016年，香港銅鑼灣書店5名書店股東及員工突然失蹤，其中書店經營者李波事後證明在香港被抓，引起輿論對於「內地執法人員跨境抓人」的不滿。三年後，香港2019年爆發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民眾發起的示威遊行遭到香港政府鎮壓。一年之後，中國人大2020年表決通過了《香港國安法》，批評政府的人士將有可能被冠上「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多間香港新聞媒體遭到警方調查或主動宣佈停止運作。習近平今年會晤新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時表示，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儘管經歷了許多風雨挑戰，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上，在批評者眼中，「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自治方針如今只剩下口號。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稱，須以嚴厲手段打擊新疆的「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習近平2014年訪問新疆就曾說過：「對暴力恐怖活動，必須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先發制敵，露頭就打。」自2017年起，新疆大規模設立「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後來國際媒體的報導逐漸揭示有關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中國至今仍否認新疆再教育營存在，稱這些機構為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的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2022年8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發布了報告，稱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實施酷刑的指控是可信的，並提到中國可能犯下反人類罪。
中國政府於2013年開始倡議並主導被稱為「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其範圍涵蓋了歷史上的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也是習近平所提出的「大國外交」的一部分 ── 將自身明確定位為世界上具有影響力的大國，與開發中國家發展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中國政府稱一帶一路倡議「旨在加強區域互聯互通，擁抱更美好的未來」，至2021年為止，已對163個國家總計投資8430億美元。但近年來此倡議卻遭到不少批評，一些西方國家稱之為「債務陷阱外交」，例如斯里蘭卡和蒙特內哥羅便因為積欠中國高額貸款，而陷入債務危機。中國政府慷慨援助外國、免去窮國債務，則被一些人戲稱為「大撒幣」。此外，輸出中國工人到海外大量興建基礎建設，也引起生態和人權等相關爭議。
2018年，時任美国总统川普宣佈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大規模關稅，其理由是中國竊取美國智慧財產權。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和中國互相對從對方國家進口的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中美貿易戰開打。習近平當時曾稱，中國希望與美國達成貿易協定，但中國不怕打貿易戰，如有必要中國會「反擊」。 2020年1月，中美代表在華盛頓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議，中國除了承諾將在未來兩年擴大進口美國商品外，也承諾將進行一系列實質性改革。美國方面則除了少部份關稅有所降低，大部份維持不變。拜登上任後繼續延長對華加徵關稅。今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法案》策進美國半導體產業發展。9月，美國政府宣佈禁止晶片公司英偉達和AMD出口高階AI晶片至中國。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審查其他有關中國的政策和做法，「防止先進技術落入壞人之手」。
習近平多次公開表示：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 2019年，習近平在《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表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在包圍台灣的六個海域空域展開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實彈射擊。解放軍還宣佈，往後將常態組織台海方向戰備警巡。
2019年，中俄關係提升為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自烏俄戰爭以來，中國至今一直拒絕譴責俄羅斯，而直指美國和北約挑起衝突。如今各國對俄羅斯實施抵制，中國反而漁翁得利，從俄羅斯購買了大量低價石油。在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幾周前，習近平在北京接待了普丁，期間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反對北約東擴，還稱「兩國友誼沒有界限，沒有合作的『禁區』。9月14日至16日，習近平在新冠疫情之後首度邁出國門，飛往中亞出席上合組織峰會，當然也和普丁會了面。
中國和印度相互接壤，自1962年印中邊界戰爭以來，印度便對中國長期有著不信任感。但在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印將 2014年定為「中印友好交流年」併發表《關於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下來連續數年，習近平每年都和印度總理莫迪進行至少一次會面。 不過，2020年中印兩國部隊數度在兩國邊界附近的加勒萬河谷發生衝突，造成雙方人員傷亡，後續在兩國官員進行數輪會談之後，事件才逐漸平息。期間，印度政府宣佈禁止民眾使用中國手机應用程式、印度全國貿易商總會呼籲全國抵制中國貨。近兩年，中印雙方關係仍因邊界糾紛而處於谷底。儘管習近平和莫迪皆出席了本月的上合組織峰會，但雙方並未如外界預期一般在峰會期間進行會晤。
梅克爾任德國總理期間，德中經濟交流大幅增加。 2021年梅克爾卸任德國總理前，中國官媒称梅克爾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互動也非常熱絡：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歐之間大幅提升鐵路貨運量；中國企業在歐盟國家投資基礎建設工程、收購經營不善的公司。此種友好局面近年逐漸產生變化，2019年歐盟宣佈將中國稱為「制度性競爭對手」。 2020年，中歐完成投資協定談判，但由於中國的人權爭議而被歐洲議會無限期凍結。 2021年，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指出：「歐中之間存在根本分歧，無論是在經濟制度與應對全球化上，民主與人權上，還是在與第三國打交道上。」該文件也強調，習近平「轉向獨裁」引發歐盟嚴重關切。歐盟在今年中歐峰會之際對中國喊話：「希望中國即使不支持我們（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也至少別對其加以破壞。」不過，習近平仍高調展現和普丁的友好關係。
2015年，菲律賓向中駐菲使館提出外交抗議，要求北京停止在距離菲律賓僅有135公里的填海造陸活動。華盛頓智庫公佈的圖像顯示了中國自2014年以來在南沙群島的填海造陸進展，其中包含建設可供轟炸機起降的跑道、人造新島等。接下來幾年，中方繼續進行擴建工程。中國官媒《人民日報》2017年底刊文稱「南海島礁的面貌煥然一新」。同年度的一份智庫報告指出，中國在南海島礁上又興建了飛機庫，地下倉庫，導彈發射井和雷達等設施。 今年3月，美軍印太司令阿奎利諾表示，中國至少有3座南海人造島礁已完全軍事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對此回應，中方「在本國領土上部署必要的國土防禦設施，是主權國家的當然權利」。然而，2015年習近平與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會談時曾稱，中國在南沙群島工程，「不是以他國為目標或給他國造成影響的活動」，中國「沒有追求軍事化的意圖」。如今中國官方宣佈完成南海島礁軍事化，與過去習近平之言背道而馳。
與過去幾十年素來溫和的中國外交官們相比，自從川普出任美國總統，中美貿易戰開始之後，中國外交官在國際間的作風漸漸轉為強硬的「戰狼式外交」。 「戰狼」一詞來源於2015年中國的一部同名電影，劇中一些台詞如「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成功點燃了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路透社2020年的一篇報導稱，有中國外交官證實習近平曾指示，面對中美關係惡化等國際挑戰，外交官們必須立場強硬地展現「鬥爭精神」。有學者認為，與其說是借戰狼姿態維護國家尊嚴，不如說是想表演給國民看，展示中國不好欺負的形象。政治評論員鄧聿文指出，以前中國總被罵軟弱外交，故如今外交官們的「戰狼外交」深受民眾歡迎。國家的外交迎合國民喜好，使激化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膨脹，卻在國際間引起其他國家反感。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2020年公佈的研究顯示，社交平台微信在新冠疫情開始初期屏蔽了大量敏感詞，內容廣泛，包括中國政府防疫措施、港澳台防疫工作、李文亮事件等。當中192組敏感詞涉及中央領導層，其中87%與習近平有關，包括「習近平到武漢」、「習近平+疫情蔓延」等。該報告指出，中國領導人在疫情初期強調「牢牢掌握新聞輿論的領導權」，一方面是為了減低公眾恐慌，另一方面是避免領導人尷尬，維持中央政府的威信。
2022年6月，《紐約時報》公佈的調查報告稱，中國政府正透過手機和監控取得公民個資以穩固政權。中國也連續數年蟬聯監控攝影頭密度最高的國家，全球近10億個監控攝影頭中，有一半以上在中國。這些監控網和自2014年以來推動的「社會信用體系」緊密相連，以規範公共行為、懲罰「失信者」。習近平曾多次強調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表示要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大格局。儘管看似布下了涵蓋各個角落的安全網，社會事件仍時有所聞，今年發生的豐縣鐵鏈女事件和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引起大眾關注，這也暴露了社會弊端不是僅靠監控和社會信用體系就能根治的。
所謂「社會大局穩定」，本質上指的是政權安全。這是習深入骨髓的對中國事務的思考和治理方式，凡事都從社會大局即政權安全的角度去看待和處理。從旁觀者看來，這是一種泛安全化的思維方式，弄得草木皆兵，實無必要，但習顯然不這麼考慮，在他看來，這是非常必要的。中國政府本來就是個全能型政府，你服從我的領導和管束，我來安排和照顧你的一切，為你解決你解決不了的困難。這是中共構建的統治模式，雖然在實際中無法完全做到這點，但它是以這種方式去行使統治權的。所以，各種安全事故和災害，即便看上去和政府沒有直接關聯，不是政府的管理不善導致的，政府也有非常之責去救災和善後，因為這本來就是它的責任。
習不過是將中共的此種全能型政權的統治機制推到極致，變成了國家政權和黨的機構為他一人服務，由他一人駕馭，國家大政方針和重要決策出自他一人，這樣，原來由國家來負的責任當然就要他一人來擔，全部榮譽歸他一人所有，各種問題和矛盾也就集中在他一人身上，把國家的問題變成了他個人的問題。此乃一人統治必然會導致的邏輯結果。習清楚這點，所以他不能出錯，必須戰戰兢兢，每走一步都要慎之又慎。
可不出錯是做不到的。大權獨攬、一人統治的過程本身，就會得罪統治集團和社會既得利益集團，人為製造出許多反對派；另外，習不是上帝，他的聰明才智有限，專斷最容易導致決策和政策錯誤。過去10年，人們已經看到習的各種大錯小錯不斷，給人的感覺似乎遍地是狼煙，處處是陷阱。
以經濟來說，中國今日經濟的萎靡不振，與習有莫大關係，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將中國經濟列為今年全球第六大風險，認為北京未能解決中國的成長模式不佳、金融脆弱、需求不足和信任危機等問題，這都是習造成或加劇的。前面提到的股市作為經濟和市場的風向標，已經率先反映出來，其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大局的穩定構成的威脅，讓當局不得不去處理。
可以說，中共的全能體制和習的一人統治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製造更多的問題；或者，問題是暫時解決了，但問題產生的機制照樣存在，所以過後問題會源源不斷複製出來。每個問題和矛盾最後都指向政府，像上述三起災害事故，幾級政府官員都要到場，疲於奔命，苦不堪言，受害者和救災者皆不滿，社會情緒也不滿。這就是中國當下現狀。
今年時間尚未過去一月，就有這麼多災難發生，未來11個月，有任何大的事故都不讓人意外。當大眾和精英都想發洩不滿和謀變，而經濟的困難程度又得不到明顯緩解，只會加劇社會緊張態勢，影響大局穩定。故而，站在習近平和當局的角度，拿槍的敵人站在明處，不拿槍的敵人躲在暗處，處處皆風險，時時有危機，他當然就要確保社會大局穩定和政權安全，不能讓每起事故影響大局，然而，這怪不得別人，都是由他招來的，自己為自己製造麻煩，自己給自己挖坑。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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