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想：在一個村子旁邊有一片草地，所有村民都在這裡放羊，因為土地屬於他們共同所有。人們把這些供所有人自由利用的資源稱為公共資源，用時髦的詞匯來說，叫「Commons」。公共資源多種多樣，有森林、地下水、野生藥用植物、魚類等等。但是，它們岌岌可危。這些可供自由利用的資源面臨的問題在於：使用者往往只顧自身利益。每個精明的農民都會不斷擴大自己的羊群，但是，很快便羊多草少，草地不堪重負而枯竭。精明的農民只能自認倒楣。

對資源過度利用的現象，沒有人有政治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那樣深入的研究。學術界和公民社會對她有關公共資源觀點的討論方興未艾。2009年，奧斯特羅姆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對她終生事業的嘉獎。同時，對公共資源中最突出的問題──氣候變化的討論，奧斯特羅姆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公地悲劇」的景象刻骨銘心

1968年，生物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撰寫了一篇頗具影響的文章，使過度利用的草地的景象，在幾代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的腦海裡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哈丁寫道，無論是過度捕撈、砍伐森林，還是過度把自然當作垃圾場，「對公共資源的自由支配使大家同歸於盡」。哈丁認為對自然的過度利用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行為模式，稱之為「公地悲劇」，由此把人類定性為無可救藥的利己主義者。

公共資源並不必然以悲劇告終

與許多科學家同行不同，奧斯特羅姆不願接受這一看法。儘管她不否認有森林被砍伐、土壤被過度利用而衰竭的情況，但是，針對這些悲劇性案例，她也列舉出世界上許多相反的案例。譬如，尼泊爾農民幾百年以來成功地對稀缺的水資源的分配達成一致；日本農民共同經營綠地，共同收獲，平均分配收成，同樣也有幾百年的歷史。

奧斯特羅姆箸作等身，她在其中一本書中這樣描寫自己的科研計劃：「我不認為人們擁有公共資源便會陷入一個不能自拔的陷阱。我要指出的是，人類擺脫這種窘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環境條件。」也就是說：奧斯特羅姆相信，人類並不必定是盲目的利己主義者而自取滅亡，而是有能力相互溝通，自行商討規則，並對規則的遵守進行監督。公共資源不會一定以悲劇告終，奧斯特羅姆相信人類的認識能力。

氣候變化：「人類最大的兩難處境」

然而，面對氣候變化，奧斯特羅姆案例的樂觀究竟還能走多遠？因為，空氣也是一種供所有人自由利用的公共資源。如果人人都減排二氧化碳──也就是說，少放羊吃草──就可以阻止對它的過度利用。但是，迄今為止，個人和國家的自私自利決定著如何對待這一寶貴資源。諾貝爾獎得主奧斯特羅姆也承認：「氣候變化也許是人類所知最大的兩難處境。」

面對這種兩難境地，奧斯特羅姆提出什麼建議呢？她列舉的案例只不過「證明」了人類能夠在小範圍的群體內攜手合作。但是，要對大氣這一全球公共資源的利用制訂規則，則遠遠超出了一個村莊和一個地區的影響範圍。為了防止大氣層以悲劇告終，我們難道必須等到人類作為全球共同體走到一起的那一天嗎？

奧斯特羅姆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去年發表的綱領性文章《行動，而不是等待》中，她告誡人們：「簽訂一項全球層次上減排的有效、合理和可行協議的談判，持續數十年而一事無成。有鑑於此，繼續等待可能導致悲劇的發生將無法阻止。」

啟動一個學習和試驗的過程

奧斯特羅姆提出的要求是：不要只乾巴巴地眼盯著國際氣候談判，各地區、地方、公司和組織應該行動起來。奧斯特羅姆相信他們能夠認識到對大氣過度利用的問題，並在他們的範圍內，制定採用與氣候相適應生活方式的規則。雖然全球氣候協議並不會因此而可以放棄，但是，氣候保護應該在不同層次上同時進行。奧斯特羅姆認為，這樣可以啟動一個「學習和試驗的過程」。

奧斯特羅姆的思想在她去世以後仍繼續有生命力。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奧特馬•艾登霍費爾(Ottmar Edenhofer)等科學家，就援引奧斯特羅姆的觀點。艾登霍費爾在他的文章《大氣屬於誰？》中，強調地方和地區層次保護氣候不可或缺。人們實際上也有許多創意，無論是公民自行管理的太陽能設施、為區域環保糧食供應而共同經營的城市菜園運動，還是居民自己動手開展公共能源供應的發展趨勢，人們對公共管理資源的意識在不斷增強。

在城市菜園運動中致力於實際貫徹公共資源理念的公共資源理論家布萊恩•戴維(Brian Davey)，甚至還在其中看到了一個「能夠激發人們重新互相合作、分享資源的偉大思想」。讓人們重新認識到這一能力，正是奧斯特羅姆的功勞。對羊群來說，這也是件莫大的好事。

作者：Eva Mahnke
責編：當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