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可能在今年年內就從美國手中接過一個不光彩的世界冠軍稱號：世界頭號污染空氣者。在中國人民大學環境院副院長鄒冀看來，這樣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主要是中國人口和城市化的後果：「在過去幾年裡，有兩、三億農村人口要麼通過在本地建小城鎮、搞鄉鎮企業，過上了城裡人的日子，要麼遷移到城市中去，包括大量的民工。這導致能源消耗水準的上升。還有就是收入水準的提高，也會導致能源消耗上升。人們使用更多的照明，洗更多的澡，冬天開暖氣，夏天開空調，都會導致人均和能源總消耗量的上升。」

當然還有工業化和由此產生的能源飢餓。中國目前70%的能源需求是由煤炭滿足的。每3到5天，中國就建成一座新的煤炭發電站，每座電站的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萬噸。

另一個溫室氣體的元兇是中國不斷增加的汽車交通。北京目前的汽車總量為250萬輛，每天新增1000輛。中國的汽車密度仍然很低，平均每1000名居民擁有汽車20輛。難以想像如果這一密度接近德國600輛的水準，地球將會是什麼樣。

中國一方面因巨量排放二氧化碳，加速地球變暖，另一方面也是氣候變化的受害者。前聯合國環境署負責人克勞斯-托普費爾特別提到中國的「水資源。長江的源頭在喜馬拉雅山。那裡的冰川融化給長江及其支流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就像歐洲的阿爾卑斯山冰川融化給萊茵河與多瑙河帶來的災難差不多。氣候變化也影響到農業，當然還有水準線的上升以及越來越極端的天氣。」

今年中國西部和西南部的乾旱就使1200萬居民的飲用水供應受到威脅，又是一個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中國政府深知局勢的嚴峻，並採取了一系列對應措施，比如調整產業結構，鼓勵發展能耗少的工業，並制定了節能目標。到201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單位耗能量必須減少20%。中國還大規模推進植樹造林。

不過，北京政府不願在國際層面上對二氧化碳排放量做出自我限制的承諾。中國認為發達的工業國應當以身作則。事實上，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3，2噸，低於世界平均值3，7噸，與美國每人每年20噸的排放量更是不可同日而語。出於這個原因，德意志銀行環境專家埃裡克-海曼拒絕對中國的環境政策做出評價：「作為一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五倍於中國的國家的居民，我沒有資格對中國指手畫腳。在德國，沒有人挨餓，我們大家都開汽車，都乘飛機去外國渡假，我們的生活水準遠遠高於普通的中國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不能對中國的環境措施評頭論足。」

德國環境專家海曼認為中國經濟的趕超才剛剛開始。中國還有3000萬人得不到電力供應，很多農民住在簡陋的草棚中。他們都想從自己國家的崛起中獲益。對中國的決策者來說，突然中斷這一增長進程給社會穩定帶來的危害比較為遙遠的氣候變化的風險更為現實。

由此看來，溫室氣體的排放難以出現轉機。即使在發達的工業國當中，迄今也只有德國和英國做到了使排放總量低於1990年的基礎值。目前討論的不是減排，而是減緩排放量增長的速度。一項有效的措施是京都議定書中商定的排放量交易。具體說來就是：在中國或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修建低排放電廠的工業國家可將由此實現的減排量與自身的排放量相抵消。發展中國家可以得到先進的技術。

這種排放量交易基於如下設想：對於氣候來說，在全球的哪個角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總量得到控制。對環境專家海曼來說，排放量交易的意義還不至於生態，「中國煤炭發電站功率提高的每一個百分點都比我們這裡一個個太陽能項目產生的效果要大幾十倍。對氣候來說，德國的各種努力都是杯水車薪。而在中國減少一噸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成本則要低得多。在那裡，我們可以用少得多的錢達到大得多的效果。因此，即使從經濟的角度來考慮，也應當強化排放量交易。因為我們可以在花費最少的地方真正實現減排。」

只有這樣，才能將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納入氣候保護的努力。既然今後二、三十年內不可能指望這些國家對溫室氣體的排放定出上限，現在的關鍵是如何幫助這些經濟崛起的國家避免重蹈工業國的覆轍。中國人已慢慢意識到，即使他們不對迄今發生的氣候變化承擔責任，但有義務為全球氣候保護出力。曾為中國政府擔任多年顧問的前德國環境部長托普費爾也證實北京的決策層已在轉變意識：「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不能簡單地複製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照搬他們的消費模式。中國正在大力宣傳改變消費模式。」

中國政府雖然具有了氣候保護意識，但在具體實施上，顯然還存在意見分歧。目前政府內部仍就中國的第一個氣候保護戰略爭論不休，其公佈的日期已經被兩度推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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