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歐峰會即將在布魯塞爾召開，您對此有何期待？

崔洪健：中國總理李克強過幾天就將訪問歐洲。這一次有兩個重要議程。一是中歐領導人在布魯塞爾的峰會，然後是在克羅埃西亞的中國-中東歐領導人會晤。習近平主席剛剛訪問過歐洲，歐盟方面之前提出了對中國政策的構想。在這一背景下，中方需要對歐盟近期的說法，包括法德主要國家對華政策的動向做出回應。我想基調還會是非常積極的基調。中方還是會強調，無論中歐之間有什麼樣的競爭因素出現，合作還是主流。第二，中方還是希望中歐關係保持一種穩定性和連續性。中歐過去已經取得了一些合作的成果。現在是怎麼把合作的成果和合作利益擴大。中國也出台了一些對外開放的措施，希望通過這次和歐洲領導人的互動更好地表明自己改革開放、對外合作的態度。第三，中國還是希望借此之機，加強在多邊領域的合作。國際形勢的變化迫使中歐雙方必須承擔更多的責任。 

德國之聲：歐盟提出的要求是，中國應該在貿易投資領域真正開放，歐洲企業能夠更容易地進入中國市場。對此，中國有沒有具體回應？怎麼讓歐洲打消光說不做的疑慮？

崔洪健：在這一領域，李克強此行應該有很多內容需要和歐方交流。在剛剛結束不久的中國兩會上通過了外商投資法。中方希望以此積極回應歐洲的關切，也就是給予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的問題。中國認為自己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在有一些領域，包括開放的程度，貿易投資領域，的確需要進一步改進。換言之，不能完全要求中國做得跟歐洲的發達國家一樣好。不過，中國的方向是明確的。歐盟方面很關切的是所謂的對等和公平。我覺得從中方角度，對等和公平是需要雙方共同去界定的，要結合到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許多改革尚在進行中，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中國這麼大，中央政府的法規到地方政府還有一個落實的過程。我想，中方會積極向歐方傳遞積極的態度和方向，但在現實中中歐還需要更多的討論，更好回應歐委會的關切。

德國之聲：對於歐委會將中國定義為經濟上的競爭者、系統性的對手，中方會如何回應？

崔洪健：對於這個定義，至少在我們作研究的人看來並不意外。這些年來，中歐之間的確有一些競爭因素。比如在中國發展比較快的領域，歐洲的確感到競爭性。經濟競爭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很自然的，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自身能力在增長。同時近些年來歐洲因內外問題較多，在科技創新、研發、勞動力提升方面投入不是太多，這樣一來，中歐之間的競爭因素就多了些。但我不認為競爭是壞事。現在對中歐的考驗就是怎麼從新的關係中找到積極的方面，比如在繼續合作的同時找到良性競爭的方式，把競爭轉化為新的形勢的合作。比如開展第三方合作，把雙方可能出現的競爭因素轉化為在第三方的合作。

在系統性對手的問題上，的確中國的內外政策相對有一些變化，中國變得更自信。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廣到其它地區。我覺得歐洲需要更自信一些。

德國之聲：但是歐盟的定位直接後果就是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和收購更謹慎，中國應該怎麼回應？

崔洪健：中國這幾年對歐洲的投資並不穩定。2016年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德國輿論當時比較關注中國對德投資增長很快，加上德方對中國製造2025的擔心，造成了德國對來自中國投資的恐慌。但這兩年中國對歐洲投資已經出現下降，部分是因為歐洲一些國家，包括德國採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更主要的是中國的對外投資也進一步規範，理性。

德國之聲：但我們也看到，中國的一帶一路現在已經擴展到義大利，這也更加引起歐洲的警覺，擔心基礎設施、戰略性領域被中國"攻佔"。

崔洪健：歐洲對中國投資的擔心主要有兩點，一個主要來自德國方面，擔心中國通過投資獲取歐洲的技術，佔為己有，進一步削弱歐洲的競爭力。對這個問題，中國在很多領域還沒有達到領先程度，這是事實，中國還需要更多技術合作。第二，中國需要發展自己的科技，但我不相信中國是為了把其它國家的科技竊取來，把其它國家的產品都趕出中國市場。這不符合中國在全球的貿易地位和分工。這樣一來中國只會走向封閉，不是中國應該走的方向。

至於對於所謂戰略性基礎設施的投資，歐洲現在似乎在對戰略性基礎設施進行重新定義。中國之前投資歐洲的基礎設施時，歐洲的敏感度沒有那麼高。德國率先把對戰略基礎設施的投資劃得很寬，包括道路、機場、港口。我覺得這樣並不有助於中歐雙方的彼此開放和所謂對等。可能德國和歐洲方面是希望以此作為籌碼，向中國施壓，迫使中國更多開放。但現在中國逐步開放了，歐洲、德國好像正在逐步收緊。這兩個趨勢最終還是會導致不對等，中國會更開放、德國和歐洲反而會更保守。所以我覺得現在雙方要坐下來討論，怎麼定義對等和開放以及對基礎設施的投資，比如中國投資義大利的某個港口，在多大程度上真的像歐洲的輿論所擔心的那樣，從戰略意義上去控制歐洲。我覺得出於理性的角度分析和從感性的角度去炒作還是不一樣。

德國之聲：中歐峰會之後馬上就是16+1峰會，即中國和中東歐峰會，而這16國中不包括西歐主要歐盟國家。中國這種兩手並進的做法怎麼理解？

崔洪健：中國一開始是把中東歐國家視為歐盟中新興市場的一部分，認為中國企業應該通過進入中東歐地區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之前中國的投資主要在發展中國家，進入中東歐就進入了發達地區。中國是想通過和中東歐的合作更好地進入歐洲市場。這是16+1開始的基本目標。當時這也是出於雙方的需求，歐洲國家當時處於債務危機的過程中，中東歐國家希望向東開拓，獲得來自亞洲的投資。

但後來出現了德國以及其它國家對16+1的擔憂，包括透明性以及中國是否會通過16+1來分化歐洲。我認為應該分清兩個問題，一是現在中東歐國家的確和歐盟機構，包括和德國等西歐國家出現矛盾，但這筆帳不應算在16+1頭上。比如波蘭和匈牙利在內政問題上和西歐國家的分歧。此外，中國在中東歐國家有一些項目，也取得了成功。但這對歐盟是壞事還是好事呢，是不是因為是中國人的項目就不是好事呢？我們看到，如今16+1的項目在歐盟的干涉下現在也開始遵守歐盟的規則。在此次的16+1會議上會成立一個全球夥伴中心，主要目標就是幫助16+1國家更好瞭解歐盟規則，在歐盟規則下開始合作。據我所知，這個中心今後還要歐盟的機構共同參與。所以無論從機制還是實際的合作上，16+1是為了更好地融入中歐合作，更好地面向西歐和歐洲市場。長期來看，我認為應該把中國在中東歐的存在和其它國家對中東的影響加以嚴格區分，不能把中國看作另一個對歐洲施加影響，甚至分化歐洲的大國。

德國之聲：去年中歐峰會出了聯合聲明，今年的氣氛看來不那麼和諧。在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尚難以解決的情況下，中國是否比以往更需要歐洲，會不會做出具體措施，來爭取和歐洲夥伴性的長期合作關係？

崔洪健：去年出了中歐聯合聲明，我不認為這種趨勢會被打斷。但出不出聯合聲明並不能代表關係的好和壞。我覺得中歐互動頻率提高，說明中歐關係進入前所未有的深度，更多體現在戰略上和全球層面。我不認為中國會迫於美國的壓力刻意去拉攏歐洲。中國不會把歐洲當作一個棋子，共同對付美國。這是一個偽命題。如果讓中歐合作更多，不是因為美國的行為，而是因為形勢的變化需要中歐共同承擔責任。中國會把中歐關係放在內政關係大的格局中看待，不會刻意迎合歐洲。深化中歐關係不是中國的權宜之計，而是雙方利益相互依存已經到了需要調整對彼此認識，發展這種關係的階段。

德國之聲：您認為此次峰會能取得怎樣的具體成果？

崔洪健：具體來說，這次峰會首先是雙方在這一關鍵時刻怎麼去認識對方，在此基礎上找到真正的，可持續的發展方向，在峰會上找到一個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