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Wolfgang-Kubin）於1945年12月17日出生於德國下薩克森州的策勒市。大學期間，顧彬曾主攻神學。1967年至1973年，顧彬於波鴻大學專攻漢學、哲學、日爾曼語言文學和日本學。1973年獲波鴻大學漢學博士學位，從1985年起執教於波昂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1995年任波昂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另外，顧彬還主編介紹亞洲文化的「東方向」雜誌和介紹中國人文科學的「袖珍漢學」雜誌。他從1988年起編撰10卷中國文學史。顧彬因其在學術研究、翻譯和文學創作上的傑出成就多次獲獎，並在美國及中國等多所大學獲榮譽教授頭銜。獎項包括1998年至1999年中國「作家」雜誌頒發的文學評論獎；2002年度德國讀書會文學獎等。

搶先中國學者，編撰10卷中國文學史

德國之聲：顧彬教授，您於1988年開始編撰的10卷「中國文學史」堪稱世上唯一一部具有通史意義的中國文學史。請問，具有通史意義意味著什麼，是將文化，社會及文學評論部分都編入其中的意思嗎？它與中國自己出版的文學史又有什麼不同？

顧彬：由我編撰的中國文學史是不是目前世界最大規模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本人估計是這樣的。你看，我們一共編寫10卷。我們的文學史與其它中國文學史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們把中國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等分得很清楚。我們不可能把商周到清末的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混在一起。我們並非根據朝代來編寫中國文學史，而是根據題材進行劃分。

德國之聲：也就是說，由您負責編撰的中國文學史從題材劃分角度來看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

顧彬：按照題材編寫中國文學史的方法只有我們一家。

德國之聲：華東師范大學正在將這套尚未完全出版的德文版中國文學史譯成中文。您不認為，在再次翻譯的過程中會出現更多的的問題嗎？

顧彬：在翻譯過程中出現問題或失誤是難以避免的。

中國當代文學邊緣化

德國之聲：您不看好中國當代文學，所謂的「顧彬事件」（您認為棉棉和衛慧的作品是垃圾。）曾在中國文學界和媒體引起不小的反響。但也有不少中國人，包括文學評論家和業內專家們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邊緣化的問題的確存在。中國文壇目前的處境是：40歲以上的作家似乎江郎才盡，基本寫不出好的作品，比如中國女評論家殘雪就批評王蒙的自傳性作品用圓滑、世故的傳統哲學毒化青年。善於描寫小市民的王安憶也沒有新的拔高；80後寫手的作品雖語言活潑，有一定的可讀性，但只寫自己的生活和趣味追求，娛樂自己，同時娛樂受者大眾。可以說，他們沒有後勁，沒有根。您認為，中國文壇如何才能擺脫這種困境？是否只有依靠國家的支持？

顧彬：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我知道王安憶的問題在哪裡。她總用一個模式來創造。要讀就讀她80年代的作品，90年代的作品可以不看。雖然有些變化，但變化不大，讓人覺得她的作品都是一樣的。王蒙在80年代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家，但從90年代末起，幾乎已寫不出新的東西。可以這麼說，80年代時，王蒙可以代表中國，他有自己的聲音，所以不少德國讀者，不少對中國感興趣的德國人都喜歡通過王蒙的小說瞭解中國。但是到了90年代末以後，他的聲音基本消失了。

中國需要敢言之士

德國之聲：原因是什麼呢？

顧彬：中國需要敢於公開講話的人，跟德國的知識分子、德國作家一樣。我們有不少年紀較大的作家，如果他們認為德國社會、政治和文化方面存有問題的話，他們就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他們不怕別人罵他們。中國卻缺少這樣的人。

德國之聲：為什麼德國有這樣的知識分子，而中國就沒有呢？其實中國歷史上也不乏這樣的勇士。

顧彬：49年以前有過，宋朝也有過，但現在沒有。這跟49年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49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作家經常受到批判，他們的勇敢精神嚴重受挫。

作家需忍受寂寞

德國之聲：中國將成為2009年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主賓國。您是介紹中國文化的權威，您翻譯了大量中國作家的作品。您認為，中國應將怎樣的圖書介紹給世界讀者？哪類著作會受到德國人的喜歡？

顧彬：這個問題也非常複雜。可以說，中國文學在德國沒有什麼地位，其在德國的讀者群不大。這跟中國92年以後的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因為92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熱衷於賺錢。他們覺得錢比思想，比靈魂更為重要。所以可以說，在92年以前，不少中國人喜歡思考，喜歡反思。但在92年以後，很少有人會對社會、國家進行思考。人們生活的目的大多是多賺錢，少思考，少反思。

德國不可能出現於丹

德國之聲：您如何看待當下走紅的解說論語的於丹現象？您認為，這種做法會被德國人接受嗎？

顧彬：德國可能沒有於丹之類的人。我可以給你一個例子。我們的聖經於500年前被翻譯過來。現在德國普通讀者會有閱讀上的困難。雖然是德文版的，但如果不是專家的話，根本無法讀懂。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少學者覺得應該簡化德文版的聖經。最近還有人提出將聖經翻譯成老百姓的語言。我本人覺得這種想法很有問題。因為馬丁－路德的德文水準非常高，而且同時掌握拉丁文，古代希臘文和希伯萊文等等。但是現在有多種語言背景的德國人已為數不多。他們沒有認識到，最時髦的德語已沒有了馬丁－路德譯本中保留的歐洲古代哲學成份。

文學不應等同於大眾娛樂品

德國之聲：不知道您近來是否注意到「大話紅樓」一事在中國媒體引起的討論。民族出版社為一本「大話紅樓」向出版局提出「選題申請」，意在將古典小說改寫成當前娛樂大眾的逗樂書：寶玉性騷擾黛玉；寶釵有外遇、黛玉成二奶等等。假設有人將歌德名作少年維特之煩惱中的維特改寫成強姦犯，您認為，這在德國可以想像嗎？

顧彬：不大可能。對我來說，文學不應該變成娛樂品。文學作品不一定要給讀者帶來娛樂。所以當我開始探討中國當代文學的問題時，我提出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那便是一個作家應該是寂寞的，如果他無法忍受寂寞的話，那麼他不一定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文學作品都有自己的讀者群。而好的作品不可能吸引所有的讀者。比如我少年時喜歡的作家，現在就看得比較小了，甚至根本不看。而少年時代不喜歡的作家，現在卻引起了我的興趣。所以，每一個年齡段都會有自己不同的愛好，對文學作品也有不同的選擇。

情之深責之切

德國之聲：您是搞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您一再強調以世界標準衡量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答案令您感到不滿意，那麼您所說的世界標準究竟是怎樣的標準？

顧彬：不少中國作家是業餘作家，他們沒有把寫作當成一種工作或一個專業。他們隨便寫。不少中國作家3個月內就能寫完一部小說。你不妨問一位德國的中等作家，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完成一部小說的創作。雖然他從早到晚忙於寫作，但一年之內也就能寫完一百頁，因為他需要不斷地修改。這說明，德國作家，無論是名作家，還是中等作家，他們都對語言水準有一定的要求，覺得對語言水準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語言是最重要的。但中國作家中除了一批詩人之外大多覺得語言只是工具而已。

德國之聲：您曾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明確表示，您認為，棉棉和衛慧的作品是垃圾，也由此在中國媒體和文學界引發了所謂的「顧彬事件」。您認為，「情之深－責之切」這句話適用於您嗎？

顧彬：我知道有不少人在評論我，這些評論經常令我非常尷尬。因為在寫中國20世紀文學史時，我開始對中國文學，特別是49年以後的文學產生懷疑。但我不知道自己的懷疑是否有基礎。所以從去年開始，我在中國公開談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垃圾問題，希望有人能說服我。但我基本上沒有碰到一個能讓我消除這種懷疑。所以在公開就此議題展開辯論時，我自己也覺得越來越孤獨，對自己的研究工作也提出了更多的質疑。

德國之聲：但在這個問題上與您持同一觀點的可不在少數。

顧彬：太多人同意我的觀點了。但我也說過，一個學者不應代表主流。他應該是少數的。現在這麼多中國人都同意我的觀點，讓我覺得自己有問題了。

德國之聲：目前在德國學漢語的人越來越多，但大多側重實用，對古典文學，對文學理論研究感興趣的人鳳毛麟角，中國的外語教學也遇到同樣的問題，您覺得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所無法避免的問題嗎？

顧彬：因為目前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需要翻譯家，口譯人員，不少年輕人認為在德國不一定會有前途，所以他們學中文，希望以後能去中國發財。

德國之聲：但如果翻譯經典文學著作，翻譯文學理論方面的著作，沒有這方面的功底是根本不可能的。

顧彬：學現代漢語的學生大多希望今後搞口譯。80、90年代，我培養了不少搞筆譯的學生。但只有一兩三個能靠筆譯過日子。另外，做筆譯比做口譯困難得多。因為搞筆譯也涉及德語水準，搞口譯則問題不大。如果將一部中國作品譯成德語就需要很好的德語功底。德語水準不好就會遭到出版社的拒絕。不少學生都有這樣的經歷，發現搞筆譯實在不易。

一首唐詩改變人生選擇

德國之聲：您在大學期間曾主攻神學，一首「故人西辭黃鶴樓」的唐詩改變了您原有的計劃，從此踏上了學漢學，教漢學的不歸路。請問，是怎樣的機遇使一位遠在德國的年輕人能接觸到唐詩？

顧彬：我很早開始寫作，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我從62、63年就起開始創作了。原來我一直想當作家。66年我在大學學神學期間依舊繼續寫作。那時，學校裡的一批年輕人都覺得德國文學問題不少。所以我們紛紛將目光投向了英國、美國和中國。我從一位年輕作家那裡讀到從英語翻成德語的李白詩篇。我被李白的詩句深深吸引。所以我從67、68年起開始學漢語。

德國之聲：在上一世紀60、70年代的德國，很少有人學漢語，因為學了也沒有前途。您就沒有考慮到自己的今後生存問題嗎？

顧彬：我在作出選擇時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我不為生存強迫自己。

德國之聲：但您至少要考慮自己今後如何生存呀。

顧彬：我當時堅信，按照自己的心願去學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那時很多人都對我說，學漢語找不到工作。但我覺得我肯定能找到工作，事實證明，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留戀中國80年代的文化氛圍

德國之聲：從那兒以後，您頻繁地奔波於德中之間，翻譯了大量中國作家的作品，也是中國數十年巨大變化的見證人。請問，您怎樣看待中國文學作品在德國的變化，以及中國的巨變呢？

顧彬：這個問題要從89年以前來回答。那時德國舉辦了漢學日，也可以稱之為中國當代文學日。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希望能通過中國當代文學瞭解中國。那時，我們都覺得中國作家非常勇敢。

德國之聲：80年代的確出現了一批有理想的作家，也出現了關懷社會的活躍思潮，但這樣的理想主義在現在的文學中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顧彬：是，我也覺得當時的那批人敢說，比如張潔、張抗抗、北島、顧城、楊煉，當然也包括王蒙在內。雖然他們那時都受到批評，但依舊敢於發表自己的觀點。89年以後，中國的文化氣氛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可以說，80年代有很濃的文化氣氛。對我來說，中國80年代是一個太有意思的年代。到處都有人想與你交談，談中國的過去，中國的未來。無論跟誰在一起，在大學，還是在學校，交談都非常有意思。但90年代以後，就很少能碰到這樣的情況了。比如我2000年在上海教書時就覺得非常孤獨。沒有人有時間與我見面。我在上海的所有朋友都忙著賺錢。上課時，我發現不少學生在睡覺，因為他們夜裡也忙著賺錢。所有在上海的一個月，我基本上是一個人。這在80年代是無法想像的。

德國之聲：今年8月底，9月初，中國將舉辦大型活動－「德國在中國」，您也參加這項活動嗎？

顧彬：不參加，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問過我是否參加這項活動。我9月份在四川成都教學，所以即便有人邀請我，我也沒有辦法去。

欣賞強女性

德國之聲：您的夫人是中國人，「德中」婚姻看似浪漫，但實則不易。您的體會呢？

顧彬：我可以這麼回答你的問題，我妻子覺得我非常保守，她總說我是個中國農民。她覺得自己是一個與時俱進的現代女性。

德國之聲：儘管如此，您的婚姻關係沒有發生破裂。成功的秘訣是什麼呢？

顧彬：我的妻子非常強，她敢說，跟中國作家不一樣。另外她什麼都不怕。我需要一個強者。如果她覺得她應該說，她就說。如果我覺得她不應該這樣或那樣做，我總是反復思考要不要說，所以對她來說我是個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