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替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寫的報告揭露了中國政府透過採集上千萬男性公民的DNA樣本來建立全球最大的DNA鑑識資料庫。有些專家擔憂中國政府能透過這個資料庫擴大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您認為這些研究結果有什麼樣的意涵？

雷國俊：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嘗試重新定義與生物識別技術與隱私權相關的國際準則。實際上，之前也有其他國家嘗試建立全國性的DNA資料庫，但最終在被聯合國譴責後，他們都打消這個念頭。

中國正在試圖透過建立全國DNA資料庫來更改國際上對於警察採集人民DNA樣本的定義。一般來說，除非是為了協助調查重大刑事案件，否則國際上並不允許警察隨意採集非案件相關人士的DNA樣本。不過現在中國試圖更改這個準則。

德國之聲：您的報告中提到，中國曾在西藏與新疆推行類似的DNA採集計畫。您認為這些經驗是否促使北京自2017年底在全國對男性公民實行DNA採集計畫？

雷國俊：中國在西藏與新疆推行類似計畫的經驗，確實在某種程度上啟發他們將這個模式拓展至全國各地。然而，中國其實自2000開始便建立了DNA鑑識資料庫，所以這個資料庫也並非2017年底才開始建立的。

然而，由於西藏與新疆都被中國政府視為對國安與主權有潛在威脅的地區，所以中國公司與警察被准許在這兩個地區進行各種與監控相關的實驗。中國在新疆除了大規模採集維吾爾人的DNA樣本外，還採集他們的指紋與聲波，而這些試驗成果也會激勵中國警察進一步擴大DNA樣本採集的範圍，因為這些樣本能讓他們更準確的辨識出每個人民身份，並提升在新疆與西藏等地區監控人民的能力。

這些成果某種程度上肯定激勵了公安部在2017年底將DNA樣本採集擴大至中國其他地區。換句話說，我認為中國政府是先在新疆與西藏將DNA樣本採集的技術去蕪存菁後，再將相關技術輸出至全國。

德國之聲：你認為這些生物監控技術在中國政府強化維穩與對公民社會的掌控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雷國俊：我認為透過DNA資料庫進行監控的技術會在中國社會中製造寒蟬效應。不少人都向我表示，中國政府已掌握許多他們的個人資訊，所以他們認為自己沒什麼好隱藏的。由於他們都自認是無辜的老百姓，這種心態會讓他們意識到政府在監控他們，導致他們不敢暢所欲言，也會試著不越過政府所制定的紅線。因為他們認為，一旦越線，政府可能做出對他們家人不利的事。

這也顯示，透過DNA資料庫進行的監控會進一步影響一個社會的言論與集會自由，而這件事早已在中國發生。與2008年北京奧運之前相比，中國的網路與公民社會現在收斂許多。中國政府可能會說這是因為中國人民的生活變快樂了，但我會說中國政府透過這種監控技術建造了一個奧維爾式的監控國度，而這個技術也同時滿足中國政府達到全面控制的幻想。

德國之聲：某些中國與外國公司提供技術協助中國在全國各地採集人民的DNA樣本。您覺得國際社會能透過什麼樣的方法來對參與其中的外國公司展開追責？

雷國俊：目前為止，賽默飛世爾尚未公開坦承他們參與了中國政府在全國各地採集男性公民DNA樣本的計畫。他們在2019年2月發布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們將停止販售設備與服務給新疆政府，但他們並未在公告中表明他們是否參與了中國的全國DNA採集計畫。

同時，他們不斷公開重申他們對於能透過提供DNA鑑識技術來協助破案感到非常驕傲，但他們卻並未清楚闡述他們的技術與服務如何提升中國政府的監控技術與強化中國政府充滿壓迫性的政策。

他們明知自己的技術可能如何被中國政府運用，而雖然他們承認自己的技術某種程度上協助了北京迫害新疆維吾爾人，但他們卻並未公開坦承這些生物鑑識技術如何在國內被中國政府用來進行其他類型的壓迫。

我認為他們必須捫心自問，審視他們是否能在經營中國市場的同時，繼續保有他們該有的道德標準。據我所知，中國市場約佔賽默飛世爾整體盈利的10%，這代表中國對賽默飛世爾來說是個非常有利可圖的市場。目前為止，每當中國政府打壓公民社會時，賽默飛世爾總是漠視他們的道德標準。

德國之聲：中國近年來開始將其監控治理模式輸出至其他國家。你認為中國會將他們透過DNA資料庫監控人民的技術與模式輸出到其他國家嗎？

雷國俊：中國早已將監控模式的相關科技與智慧財產權都輸出到其他國家。同時，有不少案例顯示一些中國的生物科技公司開始積極在海外設點。其中一間是閱微基因技術有限公司，他們近期在哈薩克斯坦設立了一間聯合實驗室，而我們也知道北京的華大基因一直是全球生物技術領域的佼佼者，他們提供了非常多新冠病毒的測試用具。

這也顯示，中國不斷與不同國家分享他們的生物科技，但我們必須理解到的是，中國的所作所為正在改變世界公認的科技與隱私權的關係，以及生物技術在取得原料與運用時，是否有取得足夠程度的同意，以及過程是否夠公開透明。

雖然我們透過這項研究蒐集了非常多資料，但目前中國政府都未公開承認在全國各地推動DNA樣本採集的行動，我希望這點會慢慢改變。當中國持續暗地裡在各國實行這種行動時，這可能會破壞既有的準則，並讓其他國家覺得，如果中國可以這樣做，為何我們不能這樣做。

聯合國的隱私權特使在2019年初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寫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透過DNA資料庫對人民進行監控將會是他持續關注的其中一個議題，其中包含警察運用DNA資料庫破案的底線在哪丶哪些時候警察只能對面臨刑事起訴的人進行DNA樣本採集的動作。

事實上，有許多與管理DNA資料庫相關的國際準則應該與公眾分享，但同時我也認為國際社會應該對中國大規模強迫採集人民DNA一事做出反制，因為他們的做法會影響到相關的全球準則。如果我們不即時展開相關運作，某天當我們有警覺時，我們認知中合理的事可能都改變了。

雷國俊 (James Leibold) 是澳洲乐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政治丶媒體與哲學系的系主任，也是中國少數民族政策專家。他同時也是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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