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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官二代」蔣經國為何開放民主

達揚 採訪記者
2018年1月12日

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新近一項民調顯示,蔣經國辭世30年後,仍有半數以上台灣民眾認為,他在歷任領導人當中對台灣社會貢獻最大。那蔣經國為什麼能有如此民望呢? 「旺旺中時媒體集團」資深媒體人黃清龍接受了德國之聲的採訪。

Chiang Ching-Kuo, Ex-Präsident Taiwan
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Everett Collection

德國之聲:1988年1月13日,時任總統的蔣經國先生逝世。作為台灣的資深媒體人,您覺得三十年後的今天,應當如何評價蔣經國的是非功過呢?

黃清龍:從他一生的經歷來講,蔣經國先生是一個複雜的人。年輕時,他是一個狂熱的共青團一份子。雖然是個"官二代",但也在西伯利亞吃過苦。但現在台灣民眾所瞭解的蔣經國,則主要侷限於蔣經國的後半生,特別是他擔任領導人以後,尤其是在生命晚期,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民眾探親。而正是這兩件開明之舉,使得他在所謂"白色恐怖"時期擔任情報部門領導人的行為得到某種程度的寬宥。《中國時報》發布的一個民調顯示,卸任的歷屆台灣領導人當中,蔣經國受歡迎程度最高,受訪者普遍認為,蔣經國對台灣社會貢獻最大,超過了他的父親蔣介石和繼任李登輝。

戒嚴時期的台灣,隨處可見對領袖的崇拜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德國之聲:正如您所說,蔣經國的個人經歷很複雜:共產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獨裁者。那您覺得,是什麼因素讓他最後帶領台灣和平地走上民主道路呢?

黃清龍:我不太主張,將這一切歸功於他個人的英明。當然不能否認,如果最後不是蔣經國拍板,那麼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可能會走不同的道路。 我們更應當關注當時台灣的內外環境。就外部環境而言,國府1949年到台灣之後,美國對台灣的影響非常之大。在所謂黨外人士同國民黨的抗爭中,美國向國民黨施加了不容忽視的壓力。此外,台灣在日據時代,就有過住民自治運動,應當說,當時台灣就有了比較成熟的民主訴求。1949年之後,雖然台灣實施戒嚴以及同大陸陷入敵對狀態,但民間的民主訴求仍血脈相承香火不斷。也就是說,對民主的追求,在台灣社會是有土壤的,是有傳統的,是得到民眾一定程度關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國民黨從大陸過來,他們被認為是在台灣實施了少數派統治,統治對象則是佔多數的本省人。這樣一來,省籍問題在黨外力量同國民黨的抗爭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以至於蔣經國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即國民黨在台灣生根立足、長期發展的話,就必須實現本土化。這樣蔣經國就開啟了十大建設以及用人的在地化等一系列措施,就是讓本省人更多的進入政府層面,李登輝就是一個代表性人物。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偶發事件,就是江南事件。江南事件對台灣民主化的影響直到目前還無法進行百分之百的評估,但這一事件使得蔣經國完全失去傳位給蔣孝勇的可能性。

台灣首任民選總統李登輝接受德國之聲專訪圖片來源: Academia Historica Taiwan

總而言之,蔣經國開放台灣民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外部的、內部的、結構性的以及偶發性的。

德國之聲:您剛才一一列舉了當年蔣經國先生開啟台灣民主的種種因素。在您看來,台灣的民主化轉型對中國大陸有值得借鑑之處嗎?

黃清龍:確實有很多人問我,蔣經國和習近平有沒有可比性? 兩個人年輕時都是狂熱的共產主義者,都是官二代,都吃過苦。習近平2012年上台講了"八項規定",而蔣經國1972年當行政院長時,頒布了"十大革新",兩者在內容上高度重疊。如果繼續推演下去,我們就會問,台灣在1987年發生的變化,會不會在20XX年的中國大陸也發生。當然至少在中共十九大後,還看不出有這方面的跡象。

除了大陸大台灣小之外,台海兩岸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台灣即便在1949年之後的戒嚴狀態下,在教育和宣傳體系中,對西方民主也是持積極態度的,把它作為一個追求的目標。我在大學受到的教育,也是培養這樣一種價值觀。也就是說,一批又一批年輕人帶著這樣的價值觀走出校園,走進社會。那中國大陸則很不同,他們對西方價值觀是持保留、否定、檢討,甚至是排斥的態度,這些年甚至推出"四個自信"的概念。台灣民主化的例子放在"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大背景下看,並無特殊之處。當時西班牙,葡萄牙,希臘以及後來的一些亞洲國家,都在七八十年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是中國大陸的情況顯然更複雜,需要更多的觀察。

德國之聲:"旺旺中時"的民調顯示,即便是在蔣經國逝世三十周年後的今天,台灣社會不分政黨與地區,都高度肯定蔣經國為台灣的付出,即使在自認泛綠的民眾中,蔣經國也以44%遙遙領先其他卸任領導人。

黃清龍:我講過,蔣經國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但是,他在台灣經濟發展以及解除戒嚴方面貢獻很多,而這也正是所謂台灣經驗的核心。蔣經國在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這一點功不可沒。

台灣的自由廣場圖片來源: DW

此外,人們更傾向於借古比今,他們喜歡以現在的領導人同蔣經國相比較,而忘記了環境已經大不相同。蔣經國是位開明理性的強權人物,他那時候的環境要單純得多,那時候沒有專門和他作對的媒體,國會裡也不存在有組織的反對黨。台灣現在已經經歷了三次政黨輪換,的確會有一部分人認為,民主化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內耗,他們會懷念蔣經國那個所謂高效率的社會。他們認為,那時候沒有省籍問題,沒有統獨之爭。這其實是他們不瞭解情況,那個時候不是這些問題不存在,而是不允許把這些問題拿到檯面上來。相反,民主化一定導致本土化,引發政黨爭論。因此,蔣經國現在受到廣泛的肯定,在很多程度上,是感知層面,而不是理性的考量。

無論如何,蔣經國在他總統任上,經歷了包括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和美國斷交,內部的民主化以及美麗島事件等一系列難以應付的事件,因此,我必須給予蔣經國一個比較高的評價。

黃清龍:台灣資深媒體人,《旺報》社長及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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