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關於中國的維吾爾人受壓迫的最新報告向我們展示了什麼？

雷國俊：（中國）政府去年底稱，"職訓中心"所有"學員"都已結業。政府釋放的訊息是，再教育營項目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但是這樣作的原因何在？我想其中一個想法是，這些人需要重新成為勞動力，另外這也被視為再教育營的延伸。再教育營只是一個開始，是對維吾爾人的洗腦，讓他們講漢語。之後把他們送去勞動，可以讓他們的身心繼續處於紀律約束之下，同時，也可以提高新疆的生產能力。

在我看來這是再教育體制的延伸，是另一種形式的再教育營。這也是中國、尤其是新疆政府擔憂經濟增長放慢，以及大規模拘禁造成高昂成本的一種反應，特別是在目前新冠疫情爆發的背景下。中國領導層對經濟持續放緩很擔憂，因為這會對中共權力的穩定性產生重大影響。

德國之聲：您認為轉移強制勞工在多大程度上與國際社會的壓力有關？這一變化如何反映了中國在新疆人權危機話題上的整體敘事？

雷國俊：中國向來對國際批評聲音很敏感，銘記這一點對我們很重要。有人說，我們無法改變中國的作為，但我認為這件事表明，我們可以而且已經做到了。新疆發生的事情就很有代表性，在媒體開始報導新疆再教育營的一年半時間裡，中國政府沒有對大規模拘禁維吾爾穆斯林做任何表示。之後，中國政府2018年在聯合國承認說，是的，有人被關押。因此在我看來，強制勞動這個新階段就是對國際社會批評的一種反應。

另一方面，中國在'再教育營裡發生了什麼？'這個話題上的表述前後一貫。按照他們的說法，在這些人開始有償勞動之前當然會有一個過渡階段。從官方的立場來看，把強制勞動作為再教育營的延伸是符合邏輯的。

把維吾爾人送到工廠做工，當然會讓追蹤"再教育"進程的發展變得困難。但我認為，ASPI報告很好地說明了，如何利用政府的官方報告和公開文件觀察中國新疆政策的變化。我們在報告裡例舉的某些證據顯示，這些維吾爾人在工廠裡繼續受到監控，被強迫接受愛國主義教育。另外有一些跡象顯示，維吾爾工人的薪酬低於他們的漢族同事。

報告中有足夠證據顯示，我們有理由對維族工人的勞動條件產生擔憂，並做出一些相關的具體建議。

德國之聲：您認為，報告提到的直接或間接受益於在新疆以外使用維吾爾工人強制勞動的83家企業，有什麼樣的責任？

雷國俊：這些企業有責任向其持股人和員工承諾，立即就企業整個生產鏈做出全面、公開和透明的審核，檢視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涉及任何形式的歧視或強制勞動。

不僅在中國有業務的母公司本身應該這樣作，而且應該讓獨立的外部觀察員對整個生產鏈和生產程序進行監督。這是唯一能夠向消費者和持股人保證你的生產鏈不會出現歧視性和強制勞動的辦法。

德國之聲：外國公司應該採取何種步驟，對中國持續向國內各地輸送維吾爾勞工的做法施加壓力？

雷國俊：我想，抵制是我們可以使用的向中國當局施壓的一種可能手段。我曾向澳洲议会遞交一份制定相關立法的建議。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雖然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手段，難以對中國政府官員的行為起到實際的影響。

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要去做。我們還應該關注其它的機制，比如向跨國公司施壓，確保其進行"盡職調查"（due-diligence audit），並考慮其它途徑，以便能夠對中國政府的政策持續發聲，敦促其向人性化方向邁進。

德國之聲：您認為目前針對維吾爾人的強制勞動計劃的規模有多大？

雷國俊：在報告發表之後，我們已經看到有新的報導稱，甚至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封閉、管制情況下，仍有維吾爾人被送往其它地區。我想，在關注再教育營的這一新階段的時候， 我們應該意識到，送往中國其它地方做工，只是讓（被拘押者）重返就業崗位的很小一部分。

從再教育營被釋放、在新疆當地就業的人依然在類似的被歧視狀況之下勞動。我想，接收維吾爾勞工的企業的意願也是有限度的，儘管每個維族工人會給企業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很多企業本身可能不願用這些工人。但企業也面對參與這個項目的政治壓力，需要表明自己對幫助新疆發展、幫助黨國為改造、再教育維吾爾人做貢獻。這就像一個巨大拼圖裡的重要一環，我們一直在致力於尋找新的維度，拼出一個全貌，搞清楚新疆到底在發生什麼。

 

雷國俊（James Leibold），澳洲乐卓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史和中國社會的民族政策、種族及國民身份認同，重點是西藏和維吾爾少數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