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可否簡短介紹一下你們家的遷徙史？

劉桂瑜(Que Du Luu)：我的家人在越南已經住了好幾代了。那時有很多人下南洋，很早就移民到東南亞國家居住，例如泰國、印尼、柬埔寨等國家，許多華人已經住了好幾代。我的父母都在越南出生，爺爺輩也是。我曾祖父來自華南地區，不知什麼時候去了越南，可能是因為貧窮的原因--那時很多華人由於貧窮下南洋，然後就在越南住下了。所以我們家已經在越南住了好幾代，但仍然保留著中華文化的傳統，因為那時在越南首都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有一個很大的華人社區，裡面約有一百萬華人居住，在裡面可以說華語，有華文學校、醫院等，所以在那裡居住的華人都留在自己的圈子裡面，沒有被同化為越南人。我的父母也認為自己是華人而不是越南人，儘管他們都是在越南出生長大的。因為華人總是自己扎堆，不對外通婚，所以保留了自己的特色。我父母都能說越南語，我爸爸說得比媽媽好--因為他在越南戰爭時曾入伍--兩人肯定都能說越南語，例如去市場買菜什麼的，也都說越南語。

德國之聲：那他們後來怎麼來了德國？

劉桂瑜：這需要從當時的背景說起。當時發生越南戰爭，越南分為北越和南越，北越支持共產主義，南越不支持。到1976年，南越戰敗。當北越人南下，許多南越人向外逃亡。許多船民就是這樣出現的，很多難民通過小漁船逃難。我們家也逃亡，那是在1977年初。前兩次都失敗了，第三次才成功。那次是由我媽媽組織的，她找到了一名船長，通過他找到一條漁船，我們藏身其中，首先去了新加坡，但我們不準停留在那，於是又去了泰國。在泰國的時候，我們在船上住了好幾個月，睡覺的時候回到船上，後來被送到一個海邊的難民營，住了大概一年。

難民後來被分派到其他國家，我們最初本來要去法國，因為越南以前曾是法國的殖民地，我爸爸也能說點法語，但最後沒去成。那時法國住著很多華人和越南人，例如巴黎有很多，也有唐人街。德國相較之下沒那麼多。

然後我父母被問到是否願意去德國，因為當時德國也收容一些難民。戰時，南越得到美國支持，美國人那邊的陣營在越南難民問題上也提供了幫助。西德當時沒有參戰，但提供了醫藥支持，後來也收容了一些越南難民。於是我們那時直接從泰國飛到了德國。大概是在1978年左右，於是我們就來到德國了。

德國之聲：您剛提到華人的圈子較封閉，當時華人在越南的情況是怎麼樣的？

劉桂瑜：我本人對越南沒有什麼印象了，那時我只有3歲，已經記不得了。父母和我也沒有提到很多。我知道的只是，海外華人留在自己的圈子裡，和其他族群交往不多，所以我的父母完全不認為自己是越南人。我的親戚居住在澳洲，那边也有許多華人，也都在華人的圈子裡，結婚對象也還是華人……或許其他的族群都是這樣吧，一來是感覺和自己人相處比較好。在德國這邊，則不存在這種可能，因為這邊城市裡的華人少，沒有大型的華人社區。所以我的成長過程中更多是德國式的，我只有德國朋友，基本不怎麼認識華人。我有一個中國朋友，但那是後來才認識的。我其實和華人、越南人的社群沒什麼聯繫。

德國之聲：這種經歷令人想起您《猴年》書中提到的"香蕉"。這本書算是您的半自傳嗎？

劉桂瑜："香蕉"這個概念我之前完全沒聽過，只是有一次聽我的中國朋友提起，才第一次聽說了這個詞。"香蕉"指的是那些華人或亞洲人，他們其實已經並不那麼"亞洲"，而是變"白"了。其實這麼說的話，那也可以說我是一根"香蕉"。因為我在德國上學，在這裡成長，我只有德國朋友，因為周圍沒有華人。

但不是說這本小說就是我的自傳。儘管小說裡有很多我的影子，驟眼一看有很多平行的故事，例如主角美妮是越南出生的華人，她的爸爸經營中餐館，像我父母一樣，這些是平行的情節；但許多情節，例如生日宴會什麼的，都是虛構的。

在我的前兩部小說裡也有很多平行的故事，有很多我生活的影子，但看起來不太像，因為主角是德國男孩子，但其實裡面同樣包含了許多我的故事。但我很難認同說，我的小說就是我的傳記。我相信所有寫作的人在寫作的時候都會包含很多個人的因素在裡頭。

德國之聲：作為華裔，您在德國的成長經歷是怎麼樣的？

劉桂瑜：在之前的一次朗讀會上，有一名亞洲長相的觀眾也提到，她有和書中描述的類似經歷。我成長於七、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以前的德國還沒有像今天這般文化多元。我住在一個小城裡，外國人很少，尤其是亞洲人，因此我很打眼。對於小孩來說，那段時期很艱難。今天不同了，現在人們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有很多外來移民、長相各異。但那時候，對於作為小孩的我來說很不容易，因為小朋友見到外表長得不一樣的人就認為是不好。我在幼兒園和學校裡有很好的朋友，但當我獨自走在街上的時候，見到其他小朋友，他們總是侮辱我，對我說Ching Chang Chong （註：對華人/亞洲人的歧視語）。從理性角度講，我們可以說這是種族歧視、是排外，但小朋友並不能明白。

那個時期對我來說很艱難，因為我並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那時候，我天天照鏡子自問。我感覺自己是德國人，但得到的卻是來自外界的謾罵，儘管我並沒有做壞事。大人總是問我什麼時候回去自己的家鄉，說你不屬於這裡。從周圍的環境、從社會，我總感覺到自己置身在這裡並不正確。近幾年來，社會變得更寬容，不同長相的人也可以是德國人了--但我那時，別人都跟我說，我不可能是德國人，讓我去照照鏡子看--所以那時對於我來說非常艱難，因為我自己的感受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並不一致。

德國之聲：您現在的感受如何？走出這種不好的感覺了嗎？

劉桂瑜：對，現在的社會風氣變了。如果因為長相而對某人說他不可能是德國人的話，這是政治不正確的。現在的德國社會，德國人有不同的長相，這是很平常的事。打開電視，看看報紙，很多主持人也有著不同的外表，社會變化很大。

但我覺得，這種孩童時代的經歷對我造成的影響，並不是這麼容易就可以擺脫。就算是成年以後，當我在街上見到迎面走來一大群孩子，我仍會感到不安，因為在我小時候曾有過這樣的經歷：街上迎面走來了很多孩子，他們對我謾罵，那種感覺和遇見單個孩子不一樣--成群的孩子的反應更加強烈。所以直到現在，一些感覺還保留至今。幸好現在社會已經很不同了，他們現在應該不會再經歷這樣的謾罵了吧。

德國之聲：您似乎寫了很多青少年的小說？

劉桂瑜：我寫了三部小說，但不都是青少年小說。第三部小說《猴年》由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所以被分到此類。另外兩部小說的主角也是青少年，但被歸類為成人小說。第二部小說的主角是一名16歲的男孩。

但我覺得這樣的分類並不合適。許多成年人不看青少年的小說，我覺得不能這樣明顯地進行區分。我曾和年逾七十的讀者進行過交流，他們非常喜歡這部小說。我甚至可以說，成人比青少年讀者更喜歡這本書，也能讀懂更多。青少年讀者、少女讀者，她們更喜歡看愛情故事，而不太關注這類題材。成人讀者更關注身份的主題，關注主角美妮所經受的困境，也對她的問題有更多的理解。我感覺青少年讀者對主人公的境遇的理解不如成人讀者。《猴年》這本小說，這本書的主題是身份。有評論認為這是一本寫給青少年的小說，關於對身份的探尋。但我覺得，青少年有其他的問題，而對自己身份進行思考的更多是成年人。很多人說這本書對成年人的吸引力比對青少年更大。

《可能我什麼都想要》是我的第二部小說。我的前兩部小說也是關於身份的，但不是移民身份，而是關注一個問題："我是誰？"我的前兩本小說講述的是不一樣的故事，但原則上講，中心問題都是一樣的，都關於主角尋找自我。

德國之聲：您為何想寫《猴年》？圖書的主題是"身份"？

劉桂瑜：對，我的三本小說的主題都是"身份"。在完成第二本小說之後，我開始考慮第三本的創作，但不知道該寫什麼。我從沒想過要寫"在德國的華人"或"在德國的難民"之類的題材，因為我之前常常對自己說，如果我寫這類題目，寫他人眼中的我，那麼我就會被過度矮化成這個樣子。但我認為，每個人都有若干不同的主題。曾有人很早就跟我說應該寫寫我的移民背景，但我覺得千萬不能寫。

在完成第二本小說之後，我的圖書經紀讓我寫越南戰爭相關的題目，但我對這個題目知之甚少。於是他提議我寫在德國的成長經歷。移民必然受到和德國人不一樣的對待，這為對社會的觀察提供一種不同的角度，我覺得也可以。於是我坐下來，嘗試往這個方面寫。

我其實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我只知道故事發生在中餐館，其他的情節隨之發生。我屬於直覺寫作型的作者，也就是說，在我開始寫作時，自己並不清楚會寫出來什麼，沒有預設的概念，而是由故事自行發展，內容隨著寫作鋪展開來。

德國之聲：您甚至避免去寫作這個題目？這點倒是很有趣。於此同時，您的三本小說的中心卻又都圍繞著身份認同的問題。

劉桂瑜：這些我在落筆前都沒有想到。像我的第一本小說，許多書評都認為是反復的自我探尋、尋找自我。但我剛才也提到，我是靠直覺寫作的，我之前並不知道將會寫什麼。而第二本小說，許多書評也提到主角的自我探尋，尋找內在的故鄉。到了第三本小說也是一樣。這其實並非我故意為之。所以我也不禁要問自己，到底是不是所有小說，不論是偵探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其實都是尋找自我的故事？因為對於一個長故事來說，例如小說，主角到最後總是變得跟起初時不一樣，都有一個認識自我的過程，都有變化發展。尋找身份的主題，我自己並沒有預設，而只是在寫完之後的某個時間，突然發覺我的小說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寫這個主題。

在前兩本小說，我都是從一句話開始寫起，從一句話發展成一部小說，開始寫的時候並不知道將寫成什麼。寫第一部小說的時候，我大致知道寫的是精神病院裡的故事，我曾在那裡工作過。寫第二本小說的時候不知道該寫什麼，只是想到了第一句，然後接著寫，開始的時候不知道後面會怎樣發展，有哪些角色出現，故事將會怎樣發展、怎麼結尾。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想寫作呢？

劉桂瑜：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寫作開始得比較晚。其他人一般早年就開始了，而我則是快30歲時才開始。我之前做過其他工作，然後才去上大學。我學習的專業是日耳曼文學和哲學，但 不是師范方向。有一天，我坐在大學校園裡，問自己以後究竟想從事什麼工作--一般來說，這個問題應該在上大學之前提出，但我問得比較晚--我不想做老師，不想留在高校，不想去出版社，於是突然想起，我其實一直都想成為作家。在那之前，我其實並沒有正式寫過什麼，只有些詩歌和短故事之類。記得在小學的時候，我曾經寫過一些滑稽的故事。問題是，在德語課中並不強調發揮創意，而只是對一些作家作品進行分析和演繹。而寫作的慾望畢竟一直潛伏在身體裡，於是我決定開始寫作。

於是我從短故事開始，很快寫就了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然後很幸運地，儘管有很多人也想出版圖書，但我的第一個長篇被知名的出版社接受了，而且獲得了著名的德國文學獎"沙米索獎"以及羅伯特‧博世基金會的獎勵。而這也令我得以作為作家繼續生活，不僅有圖書銷售作為收入，而且還能通過朗讀會、寫作工作坊及獎金等得到支持。然後我完成了我的大學學習，繼續以作家的身份工作。

當我沉浸在故事裡的時候，我能感受到樂趣，而且在寫作之中更深地認識了自己。像剛才所說，我通過直覺來寫作，根本不作考慮，任由故事從筆下寫出，因而也瞭解到自己身體裡究竟隱藏著什麼。這令我感到快樂，也瞭解到很多內在的真相。許多情節都是杜撰出來的，而非個人自傳，但其中仍隱藏了許多真實。

德國之聲：難民或逃亡的經歷對您有沒有什麼影響？

劉桂瑜：我那時還很小，記得不多了。在我剛到德國來的時候，還有兩個場景留在我的腦海裡：記得在黑暗中，上下搖晃，喝了不少水；還有就是和我的媽媽、妹妹和一個陌生的女人在監獄中。我不知道這代表什麼。在寫完《猴年》之後，我才想起了為什麼我總還記得這兩幕：其中一幕是在逃亡的船上，船在風暴中被拉扯；另一幕是在新加坡。這些場景我也寫進了書中。

但從另一方面說，並不是逃亡的經歷本身對我的人生造成了什麼影響，而更多的是一切要從頭開始。我的父母來到這裡變得離群索居，但華人喜歡與大家族一起生活，有很多親朋戚友。在這點上，我的父母當然就變得很孤立了。我爸爸之前有十個兄弟姐妹，媽媽有五個，另外還有很多親戚朋友。來到德國之後突然就完全不同了。對我父母來說，這很不容易。他們不會說德語。儘管有語言班，但短暫上課之後要去工作，冬天黑夜很長，不像在越南。常言道："從零開始"，但對難民來說，人需要從零下開始，這點我贊同。人無法從親友處得到幫助，語言、文化又不一樣，需要從負數開始新生活。這點影響了我，而不僅僅是船上漂流的經歷。

劉桂瑜三部小說簡介：

第一本小說《完全報廢》（Totalschaden）：主角帕特裡克是一名24歲的法律系學生，他的母親患有精神病，兩母子十年來沒見過面，因為她曾引發一次車禍，導致他父親的死亡，而她之後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主角斷絕了和她的所有聯繫，不想再和她有什麼關係。十年之後，他卻再次和與她走近。這是一個關於過去的故事，人無法拒絕自己的家人。

 

第二本小說《可能我什麼都想要》（Vielleicht will ich alles）：主角阿迪是一名16歲的德國男孩。他的父母每天都吵架，他默默忍受著，走上街頭，希望尋找心靈的故鄉。這是一個尋找安全感的故事，他在生命中終於找到了立足之地，可以將自己積極地投入進去。

 

第三本小說《猴年》（Im Jahr des Affen）：主角是一名16歲的華裔少女，她在越南出生，隨家人逃難來到了德國，爸爸經營中餐館。她像一般的德國人那樣成長，但她爸爸突發心肌梗塞，迫使她到餐館幫忙，於是與餐廳的員工走近了一些。遠在澳洲的吴叔叔過來拜訪，他批評美妮不像華人。書中提到了越南的過往，越南戰爭及中華文化的內容。美妮曾因為被視作華人而感到困惑，但最終與自己達成了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