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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我不會將我們現在看到的看作是唯一的現實

2019年10月20日

2019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香港作家韓麗珠受邀參加了「亞太地區文學與政治」 及 「亞太地區女性與文學」等幾場作家討論活動,將香港的聲音帶到了書展現場。德國之聲對她進行了專訪。

Hon Lai-chu - Autorin
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圖片來源: DW

(德國之聲中文網)德國之聲:為什麼會參加這次書展活動?

韓麗珠:法蘭克福書展希望邀請香港的作家參與"文學與政治"話題的討論,他們找到了我。接到邀請是在7月初,恰逢6月9日發生了"反送中"大遊行,而運動在7月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因此這個話題對我來說正合適。我希望表達的是,對於一個香港的寫作者,在面對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會有什麼樣的想法,會有怎樣的掙扎,我很想將我的想法帶出去。

這次的事件為什麼對寫作的人影響這麼大?因為這將直接影響到言論自由。而作為一個文化藝術工作者、一個作家,言論自由非常重要,免於恐懼的自由。雖然反送中的條例現在已經完全取消了,但其他問題,一些更重要的問題,還是會讓我們落入那種恐懼之中,包括警察濫暴的問題,濫用暴力和濫用拘捕的問題。2014年的雨傘運動是一次失敗的公民抗命。雨傘運動後,我們積壓了許多年無助的情緒:很多人被秋後算賬,很多立法會議員被DQ(disqualification, 褫奪資格),我們積聚了許多無助、憤怒的情緒。而藉著這次反送中,其實這是一次社會的覺醒,意識到原來我們想做什麼樣的人,而我想將這種聲音帶到香港以外的地方。

德國之聲:作為一個寫作者,你覺得這次反送中運動對你有什麼影響?

韓麗珠:首先,文學是關於生活的一切,而政治在生活中無處不在。在這四個多月以來,我的頭腦無法從事件中抽離,我相信很多香港人也是這樣,因為我們沉浸在一種很深的情緒之中,而且香港的情況,每天都變得比之前更荒謬。每一天的狀況都不同,每天起床,我都會看看手機,看看新聞,這些新聞都會嚇到我,因為那並不是我們熟悉的香港。它變得很快,可以說是墮落得很快。

但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不會將我們現在看到的現實看作是唯一的現實。我身邊很多朋友都說,對這次政治所引起的社會的動蕩覺得很絕望,但我並不認為完全絕望。當然,身邊有很多很恐怖、很殘忍的事情正在發生,但作為一個寫作的人,我知道這個現實並不是唯一的實相。實相有許多方面。還有一方面,我們之所以會創造了今天的現實,是因為這是我們很多香港人共同的心念所創造的。心裡有什麼,就會反映到世界中。今天的社會為什麼變成這樣?我認為是"業",因果業報的業。是我們之前做了許多,所以現在結了果,而我們現在要共同面對這個結果。

德國之聲:聽起來很佛,也很玄。

韓麗珠:似乎只能從這個角度才能為自己找到一個出路。因為如果不給自己想一個出路的話,那我們就會被那種仇恨和憤怒所埋沒。每天都有很悲慘的事發生,例如示威者被打得頭破血流,一些被迫流亡到其他國家,有三個人失去了眼睛,其中一個是印尼的記者,很多女性示威者被性侵,在警署裡被性侵,很多人受了很多的傷害,很多人自殺,很多的神秘死亡事件,不知道是自殺還是他殺,但警察不去調查。我們社會的現狀,每天都很恐怖。所以,我只能將這個現實不去看作是唯一的現實,從而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德國之聲:反送中運動的這幾個月時間裡,你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韓麗珠:我寫了很多文章,主要是專欄和詩。在日報的專欄,每星期更新三篇;周刊的專欄,每兩個星期更新一篇;另外還有文學網站的專欄,每月更新一篇。除此以外,我每星期也會寫關於抗爭的稿子。其實我的本職工作是寫小說,但目前的寫作都很零碎,還沒能完成一篇小說。寫小說需要一些距離,需要很冷靜,不能讓許多情緒掩蓋了自己。但這幾個月有很多情緒,而且現實很不安定,所以也無法在一個很安定的狀態去寫小說。

所以主要是體驗。一個寫作的人,其實並非24小時都在寫作。一部分時間,他需要去體驗。所以有時候我會上街,去行動的現場。其實我知道我能做的不多,因為我很難走得很前;但因為我有作家的身份,我需要去看,去見證事件如何發生。看完之後,我可能未必馬上能將它寫出來,但我要去感受所有人的情緒,所有人的能量,這件事如何發展;我要將自己置身其中。

德國之聲:在書展的活動中,你提到語言刺激了你的想像,可以詳細解釋一下嗎?

韓麗珠:在香港有三種語言:兩種書面語言,三種口頭語言。口頭語言是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生活上用廣東話溝通。除非見到外人,否則我們不會用英語或者普通話。寫下來的語言是書面語,用的卻不是廣東話。而我想事情的時候,我不一定用廣東話去思考。可能也是由於殖民地時期的影響,我們寫email的時候通常會用英文,我們生活中的語言夾雜著許多英文。
一種語言,它帶著全套的文化價值、價值觀和背後的情緒,語言裡暗示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覺得,這完全會影響香港人所寫出來的內容。
語言直接影響了我的寫作。我寫作的時候,並不是「我手寫我心」。但正因為這樣,所以每次落筆寫作的時候,我必須要創造一種新的語言給小說的世界,所以小說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並不是同一個世界。
因為語言離我的日常生活很遙遠,所以小說中的世界就如同一個洞,我可以藏身其中。在小說的世界裡,什麼都可以發生。當然,它也並非完全脫離現實世界,而是從另一個入口進入到現實。小說是虛構的,但虛構是為了要鑿穿現實生活裡許多的謊言。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基於禮貌,基於社會規範,其實我們不斷說出許多謊言和隱瞞,否則的話我們的人際關係會很恐怖。而小說的世界其實是將真相還原出來,通過虛構和想像。

德國之聲:書展的活動中還提到,你的想像還來源於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可以解釋一下嗎?

韓麗珠:我想說的是《風箏家族》這本書,其中包含六個短篇,相互之間有關聯。
其中一個同名短篇,叫《風箏家族》,講述的是三個女性的故事:媽媽、阿姨和女兒。這個家族有一種病,家族中的女性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越來越肥胖,身體甚至長到和房子一樣大,沒有任何事可以阻止。而當身體長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她們會肥胖致死。故事的主角,家族中的女兒,身體卻出奇地瘦,瘦到能飛走。阿姨年輕的時候長得很美,因此得到很多事業上的好處,和很多男性在一起。然而,人到中年,她變得越來越胖,直至到失去了前半生得到的所有。整個故事都是圍繞著女性身體的變化而講述的。
另外還有一個短篇故事,叫《感冒誌》。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城市,裡面的人患了一場嚴重的感冒。當他們在醫院中醒來的時候,政府讓他們出院,但不可以回到原來的家庭中,而是被分配了新的家人:假的弟弟,假的父母,假的丈夫,全部都是陌生人。在新的家庭裡,他們要重新適應。為什麼要分配新的家人呢?政府的解釋是:這次嚴重的感冒,起因正是人們不肯進入家庭生活。孤獨容易致病,所以你們不準再孤獨。孤獨是帶菌的,所以每個人都必須進入家庭。
寫作這篇小說的時候,我思考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都要進入家庭的體系?為什麼我們沒有孤獨的自由?原因是社會控制個人,其中一種手段就是通過家庭的架構。當每個人都有一個身份,例如父親、兒子、母親,當你需要用很多精力去建立你的家庭的時候,你就不再有精力去思考,你到底是誰,你不會再去想你自己的身份。當你沒有空間去思考自己身份的時候,你也不會去反抗。這對社會很有利,也很安全。這是我十年前寫的小說。
我最新的一篇長篇小說叫《空臉》。故事中一個城市的所有人都要強制接受整容手術,要整成一張符合社會規範的臉,才能拿到身份證繼續生活。這個故事也是關於身體的變異,以及當權者如何要求改變你的身體以符合要求。

香港女作家韓麗珠在法蘭克福書展一次討論會上。圖片來源: DW

德國之聲:後兩者看起來相當政治。

韓麗珠:有,但其實我不會說這是政治。因為文學、小說和生活很有關,而我們的生活裡又充滿了各色的政治,例如我們會被操控,或者我們會操控他人而不自知。我覺得我的小說,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身包含了很多角力。在一個家庭裡,只要這個家庭有三個人或以上,那麼這個家庭裡就有政治角力。

德國之聲:難怪你被稱為「香港的卡夫卡」。

韓麗珠:其實我並不喜歡這個名字,因為我是我,而不是其他人。想像豐富並不就是卡夫卡。我覺得每個寫作的人都是不同的。我們有時候需要將作者歸類,是因為我們對他並不熟悉,所以歸類後覺得能夠更容易理解。但其實這種歸類會削減他的想像力,或者削減他對其他人的理解能力,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很獨特。而且,在文學裡有一種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一些很細微的分別,這是最重要的。

 

採訪記者: Guang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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