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戴晴女士，您最近在美國一所大學舉行的中國民主化討論會上說，15年前的天安門六四事件不是遭到鎮壓的偉大民主運動，為什麼不是？

戴晴：遭到鎮壓是一個定語，它的主體不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有些文章說我否定遭到鎮壓，我承認是遭到鎮壓，並且是血腥的鎮壓，但被鎮壓的不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它是一場學生為主體的，有都市民眾參與的抗議運動。民主運動的含義是很多的。民主運動包含的因素在1989年5月直至6月4號都沒有包含進去。1989年民眾到街頭去抗議的時候，民主只是一個口號，是很多人心裡的夢想。但是從它實際的操作和具備的基本因素來講，它還稱不上是一場民主運動。

德國之聲：您在講話中稱，80年代中後期中國存在自上而下的民主轉型的可能，您這一說法有什麼根據嗎？

戴晴：我是過來人，當時我的身份是一個從業的新聞工作者。自從1949年中國處於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按照毛澤東槍桿子筆桿子干革命的經驗，掌握軍隊和把傳媒控制在共產黨的手裡。這一點沒有改變過。只有到了70年代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後，共產黨從毛澤東不許被批判的權威中開始自我反省，開展思想解放運動，各個報紙和社會開始有了一些活氣。當時1989年5月13號當天，負責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常委胡啟力和我們面對面的討論新聞法的出台，以及中宣部究竟對報紙的版面控制到什麼程度。我當時感覺胡啟力的持的是個很開放的態度。看今天新聞界的情況與15年前相比是個大退步。

德國之聲：您認為改革派的努力斷送在冒險分子的手裡。這些冒險分子指的是誰？

戴晴：斷送在兩撥人手裡。一個是共產黨內部的所謂的老革命，即「左傾強硬派」，他們後來聲稱「我們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另外一個就是將廣場上的追隨者當成人質以向政府要求條件的這些人。這當中柴玲是很明顯的，李祿是很明顯的，有王丹，吾爾凱希。他們完全可以組織大家戰略上或者策略上的撤退。但是他們卻使得民眾抗議一點一點變成手中的政治籌碼。就像柴玲所說的：「我希望廣場上血流成河。」她就是自己想變成革命領袖，以後又是一個毛澤東，這對中國的民主化有什麼好處呢？

德國之聲：當時您是否意識到了這個危險？您又做了些什麼呢？

戴晴: 時我作為一個成年人，對這些學生表示同情。在整個事件裡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和胡啟力見面之後，我馬上組織了一些當時在社會上，在民眾和學生心目裡最有聲望的學者，請他們發表對整個事件的看法。後來我又找到了黨內的開明派和學生們商量能不能先回來。總之我就是千方百計地勸他們撤出廣場。

德國之聲：15年來又有些真相陸續得到披露，您現在得到的有多少。

戴晴:我覺得我掌握了兩條對判斷事實最有價值的真相。一個是301醫院前外科主任蔣彥永說的，當時他在值班的時候，抬進301醫院的傷員是被爆炸子彈擊中之後受的傷。爆炸子彈只有狙擊手才用，是一槍斃命。為什麼當局要動用野戰部隊，而且使用爆炸子彈，我認為這說明，政府裡面有人希望把事態擴大，而不是把事端結束。因為只有擴大了，才能逼著改革派下台。另外一個真相是一個記者對柴玲的採訪。柴玲當時強調，廣場上的人一定不能走，一定要造成廣場上血流成河。把這個作為對政府的壓力，自己取得政治地位。這兩個被披露的事實是對我判斷事件的本質是最有價值的。

德國之聲： 您認為現在怎樣才能揭開「六四」的真相呢？

戴晴：從政府的角度講，如果還是繼續把大眾傳媒當做黨的耳目喉舌，就沒有可能來揭露真相。另一方面，如果海外的學運還是不斷地張揚六四，甚至說出，蘇東解體是受了中國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的影響這樣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是沒有任何可能來解決15年前遺留下的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