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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日本

專訪維權律師伍雷:以寄居者心境重建華人社區

鄭仲嵐
2024年8月29日

中國維權律師伍雷長年關心人權議題、平反冤案,一度遭到中國政府威脅,甚至失去律師執照。新冠疫情後,他選擇移居日本東京,除了持續關心人權,更希望重建中國人交流的社區,靠著辦講座維繫華人感情。

中國維權律師伍雷8月23日在東京接受DW專訪。
中國維權律師伍雷8月23日在東京接受DW專訪。圖片來源: Chung-Lan Cheng/DW

(德國之聲中文網)位於日本東京都的中心地帶,有座相當簡樸卻充滿人文氣息的「東京人文論壇」空間。主掌這個空間的伍雷,是位被中國吊銷證照的前律師。

1973年出生的伍雷,本名李金星;到日本居留前,在北京是中國大陸的知名維權律師,替很多冤案、人權上訪的事件發聲。一度,伍雷被中國政府視為「麻煩人物」,不斷遭約談,最後甚至被吊銷律師資格。他說:「因為這樣,我有6、7年被限制出境。」

當時是2018年左右,正逢小孩出生的伍雷,也面臨孩子的教育問題。「2022年7月時,我太太跟小孩先過來,我只是希望能讓孩子有學校上。」伍雷提及,另一中國維權律師李和平的孩子,至今在中國仍無法上學。DW記者問到,中國政府不讓學童就學是否違反憲法?伍雷苦笑回說:「這國家違法的事多著呢。」

圖為伍雷站在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外。圖片來源: Li Jinxing

當初原本只是想讓孩子受教育,沒想到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讓伍雷動了移居念頭,「發生太多變化,像是過山車急轉直下,(中國)就是法西斯國家了!」伍雷坦言,遷居到日本是人生中「完全沒有想過的意外」;一家人曾經在美國待了幾個月、也去了其他國家遊玩,沒想過在任何一國留下,最後卻移居到日本

對於自己的日文能力,伍雷笑稱「完全不行,都是天書」,現在還是靠播放網路的日文學習影片來學日文。他笑說,孩子日語都很好,「老師們現在都不知道他是中國來,孩子跟老師說什麼我也聽不懂,只希望孩子在這好好上學。學好日語跟英文是很重要的,日語會成為他一生最重要語言」。 

伍雷最後為何能夠出境?他坦言,當然是跟中國政府有「約法三章」。至於協商內容詳細為何?伍雷稱不便透露。

從2022年7月6日移居東京至今,已經過了兩個年頭。伍雷笑說:「7月6日是我們家族的『日本節』,我們都會小小慶祝一下。」

形容日文是「天書」的伍雷,在工作忙碌之餘靠著網路課程學習日語。圖片來源: Chung-Lan Cheng/DW

以「三年疫情為標誌」

中國新冠疫情下的混亂,成為伍雷決定移居的主因。他感慨地說:「如果說(中國)以前還有點人權的話,現在是都沒有了,無數人就這樣死掉,需要腎透析、每天上千台緊急手術、當時全斷掉,這是很災難性的局面。」

伍雷講到此時,突然長嘆一口氣,眼眶泛紅、語帶哽咽。沉默許久後,他說:「對中國人來說,就是一場災難。」講到災難二字時,他已經語音模糊。

伍雷認為,中國經歷疫情這3年是很沉重的創傷,但結果連中國人現在都不敢回顧,當作沒發生,這是很不該的。伍雷秀出他的手機給記者,「就像我手機這樣,曾密密麻麻貼著一堆貼紙,寫著5月4號做了核酸,貼紙痕跡都在。當時手機上沒有這個(貼紙),就回不了家」。

伍雷秀出手機,邊說明當時疫情封城當時上頭的核酸貼紙痕跡。圖片來源: Chung-Lan Cheng/DW

「沒有法治就是這樣,變成人治。(疫情)死了多少人?都不知道,有日本人在上海餓死,很多人沒有吃的,無數的悲劇,我聽到朋友去世、朋友跟父母死掉。」伍雷比喻,這場疫情比「三反五反」都還厲害,就是法西斯管制。

疫情當時,已被吊照的伍雷仍希望走訪、關心以前案件情況,結果每到一個地方就被隔離30天。許多冤案無法再拖,但因為疫情讓平反遙遙無期。伍雷坦言當時很灰心,一度鎖在家中不想出來了,直到後來友人跟他說,「 (赴日簽證)手續已經辦好,不出來就浪費了」,他心念一轉才決定移居日本。

在日本,伍雷仍然掛念在北京的人及工作,他坦言仍有回去中國大陸2次。對於人身安全,他嘆氣說,「回去當然沒有問題,能否回來才是難說」。

當伍雷回去時,全家都在守電話,他也跟家人稱「如果我回不來,那就是十年後再見了」。在這裡替在國內的友人煎熬,但回去家人更煎熬。

成立寄居者華人互助社區

伍雷在日本成立了一間人文論壇,定期舉辦演講跟分享會、親子活動等,希望能照顧移居華人家庭。他指出,許多家庭都是在新冠疫情受創傷後,毅然決然決定移居,但是在工作、生活等都需要大幅地心理輔導,因此才成立這個空間讓當地華人能活動。

他指著牆上貼著的一張一萬日圓紙幣說:「捐贈這張紙幣的人,是個中產階級人士,一場疫情讓他積蓄歸零,他在這空間像個孩子不斷放聲大哭。」

伍雷感嘆,中國這40年來的重心就是賺錢。「沒有疫情時,中國人都認為自己好成功 ,去紐約、華盛頓,都覺得當地好破爛,覺得自己特牛X。直到疫情發生,大家才驚覺自己什麼都不是。」

根據伍雷自己推算,至今仍有約破百萬人在排隊等移民日本,至少數十萬人在疫情後「潤」到日本,他稱疫情後中國「大概會有這個星球創立以來最大的移民潮」。

建設華人交流社區,可以讓大家還不熟悉新環境時彼此互相扶持。「大人能夠在這哭、掉眼淚,孩子可以在這裡玩,遠離訊息孤島,這是我做這社區的主要原因。」

對於未來是否將在日本長居,伍雷給了否定的答案:「我是『寄居者』,沒有想定居, 每天都希望能回去。每天都希望發生大事情,就可以買機票回去了。也許某個重要的人突然就過世,歷史就改變了,誰知道呢?」

移居日本滿兩年的律師伍雷(本名李金星),現在在東京主掌一個活動空間,定期舉辦活動。圖片來源: Chung-Lan Cheng/DW

身為基督徒的伍雷認為, 寄居者心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法老」在何處。但來到日本後,看到井井有條的街道,他感受到東方國家的法制化與民主化。「很多人都說東方人不適合搞民主,但是日本是成功的」,讓他受到不小的刺激。

「日本有民主、有法治、東方國家市場自由化,它的優點是很突出,當然缺點也是。日本人絕大多數都很好,但很多日本人對政治、對國家前途是漠不關心的。」  

伍雷認為,日本作為先進民主國家,應該對全世界民主化多做貢獻:「我知道國民希望遠離戰爭、恐懼戰爭,但真的會達到這個結果嗎?我擔心日本有可能未來50年會在外交政策上面臨最大失敗。」

伍雷也表示,日本的民主法治進程對東亞很重要,「當年日本人用槍砲達不到的目的,現在可用民主法治力量,影響更多中國人」。

伍雷因為新冠疫情而下定決心移居海外。回憶起當時,他說,「任何救濟渠道都沒用、法院不管用、國民經濟癱瘓。每個企業家,幾十個億、上百億,突然歸零」。圖片來源: Li Jinxing

持續關心中國未來

伍雷創建的華人小社區,逐漸累積成果,「人文論壇」在中國國內的觀看有時也可以到數十萬人。記者問他是否擔心被政府封鎖,伍雷回說「又沒殺人、又沒放火,擔心什麼呢!」他同時也持續關注中國國內的維權運動。

對於中國政府,伍雷也表示他的擔憂,「很多國內的人還支持台海戰爭,我很擔心這會愈來愈快,台灣人民會成為犧牲品」。當被問到這些人支持言論者的心態時,伍雷稱:「你覺得他們是理性的嗎?當年希特勒是理性的嗎?軍國主義是理性的嗎?今天的氛圍就是一模一樣的法西斯主義。」

伍雷舉例,過去日本的治安維持法,設置特高警察,控制大學、媒體跟工會,無數學者被抓,如今中國特別像。更讓他難過的是,「當時沒有人阻止戰爭爆發,知識份子心中反對不敢說話、政治家更不敢反對,現今中國就是這樣,說了就抓你」。

對於未來的期許,伍雷希望能在3、5年內,把東京的「華人文化社區」做好。他稱:「我們就是寄居者的社區,環境變化下可能會再回去,但這段期間把自己本分做好,既來之則安之,觀照好孩子跟家人、尊重日本國民跟遵守法律。」能在日本待多久尚未可知,但對於中國局勢,伍雷的熱誠持續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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