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在"對華接觸"政策不怎麼流行的時候，您怎麼想到要出版這本書呢？

石文安：出版這本記錄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書籍（註：英文書名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想法來源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 (SAIS) 中國研究項目的同事。蘭普頓（David M. Lampton）教授曾擔任該校中國研究項目主任近20 年。同事們希望在他宣佈退休之際， 向他為 SAIS 和中國研究領域做出的貢獻表達敬意。出版紀念文集通常被用來致敬受人尊重的榮休教授，一般充滿著溢美之詞，但是缺乏實質內容。蘭普頓教授不想要這樣的紀念文集，他想要一本嚴謹的關於中國的著作。於是，同事們招募我來完成本書的寫作。蘭普頓教授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致力於美國對華接觸，出版一本記錄這一時期的著作似乎是向他致敬的最好方式。

德國之聲：許多在美的中國學者認為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您會如何回應這個觀點？

石文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本書就是針對美國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失敗的回答。為此，本書匯集了一批美國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從各個方面請他們撰文回顧 1971年至2021 年中美兩國50年間的交往。這本書的出發點是美國的對華接觸是複雜、多方面且多層次的，只能結合特定的歷史階段，在不同層次上通過多元的學科視角和實質性視角進行解讀。

整本書主要討論四個基本問題：美國對華接觸期間發生了什麼？哪些是正確的？哪些出了錯？未來將何去何從？這些答案難免是複雜的，就如同美中關係始終具有複雜性一樣。所以，我並不完全認同你的說法，即許多在美的中國學者認為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其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

在我看來，這本書有兩大特點使其變得獨特且重要。首先，本書不僅將接觸戰略視為兩國間的官方互動，更將其視為兩國民間社會參與的過程。為了從多種維度考察美中關係，我們不僅要著眼於政府間關係，而且要關注其商業和經濟關係、非政府組織活動、美中兩軍關係，以及兩國在公共衞生和學術交流等領域的合作。

其次，本書共有十四章，分別出自十五位供稿作者，其中包括一批美國頂尖的美中關係學者、從事對華工作的美國前政府官員，以及曾在與中國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工作的人員，他們都曾經或仍繼續在美中兩國交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書中皆是他們的經驗之談。

德國之聲：那麼，您個人如何評價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

石文安：這本書全篇為對華接觸政策提供了一個綜合性評估。接觸中國的過程難免複雜，正如書中許多章節所指出的，美中關係從來都不是簡單的雙邊關係。正如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董雲裳（Susan Thornton）所言，過去四十多年的美中關係飽經動蕩和變遷。他們寫道："未曾預料到的外部事件或來自國內的壓力接踵而至，威脅破壞著中美關係並打擊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潛在邏輯。" 推動美中關係屢次重回建設性的軌道，需要在雙邊危機管控中發揮毅力、克制力和經驗。正如書中許多章節提到的，儘管對華接觸經常出現失誤、誤解和挫折，但其益處似乎總是大於挑戰。最重要的是，美中兩國的接觸為東亞地區帶來了長期和平，這與美軍在北韓和越南爆發的局部熱戰相比，對比鮮明。

在雙邊關係發展的早期階段，中國收獲的實際利益可能大於美國。對中國而言，雙方在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從根本上提高了對乙肝、愛滋病、肺結核和非典等潛在致命傳染病的控制能力，拯救了數百萬人的生命。數十萬中國學生赴美接受教育，許多人留在美國追求成功的事業並成為了美國公民，其他人回到中國亦成就斐然。隨後，特別是隨著貿易量的急劇增長，美國也在雙邊互動中獲益頗豐。當然，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美籍中國問題專家都極大地受益於在中國生活、學習、工作、開展研究和交友的機會。簡而言之，我個人對接觸政策的看法通常是非常積極的。

德國之聲：中美關係的惡化使計劃或已經送子女赴美留學的中國家長普遍感到不安。您在教育領域工作了很長時間，如何看待教育交流在美中關係發展中的作用？

石文安：戴博(Robert Daly)為本書撰寫的一個章節--"思想家、建設者、象徵符號，還是間諜？"，就涉及到美中學術關係的發展歷史。美國為中國學生提供教育的歷史很悠久。1872年，120名少年作為第一批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學習自然科學、軍事和工程學，目的是培養一批有助於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青年。在此後美中接觸時期，鄧小平和中國政府還向美國派遣了大批學生和學者，同樣期望他們以學習工程和自然科學為主，回國為實現"四化"而做出貢獻。在美國方面，許多人希望美國的教育可以使中國人對我們的科學成就和民主政治價值觀產生欽佩。事實上，正如戴博所指出的，初期被派往美國的第一批中國留學生只有 15% 回到了中國。其餘的學生則成為美國公民融入到了民族大熔爐， 在此生兒育女，並取得事業上的成功。毫無疑問，那些定居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為美國做出了巨大貢獻。

最近，隨著美中關係下滑而高漲的仇恨華裔（ 以及仇恨亞裔）的情緒是兩國緊張局勢下所衍生出來的最令人不安的問題之一。而最令人擔憂且在道義上無法接受的是直接針對個人和無辜華裔實施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美國有很長且醜陋的排華歷史，最能印證這點的是1882排華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徹底推翻。但是上一任總統川普将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確實為近期高漲的反華情緒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社會環境。值得肯定的是拜登就任總統後不久便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並指示司法部採取行動解決此問題。

由於目前有大批中國人在美國高校學習，多數大學的管理人員和教職員工已經明確識到近期的仇視行為，許多學校已經出台相關政策和應對措施，以防止並懲罰任何形式的仇視亞裔的行為。我建議關切此事的中國家長和留學生可以預先確定他們入讀的高校是否已設立這樣的辦公室，並直接聯繫相關管理人員，以便更全面地瞭解學校的政策。

德國之聲：為了削弱雙方的敵意和不信任感，您認為中美兩國在哪些領域可以先進行一些合作呢？或者現在還有沒有可以合作的可能性？

石文安：在如今困難重重的環境下，我認為雙方必須努力尋找新的途徑，推動兩國關係走上更具建設性的道路。化解不信任和敵對的出發點是認識到近期雙方敵意的加劇和上升已經對世界和平造成可怕的威脅。雙方要意識到我們仍有共同利益，可以在共同關切的問題上達到互利共贏。事實上，在 9 月初的美中元首通話中，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似乎已經懸崖勒馬，向改善雙邊關係邁出第一小步，暫時使陷入困境的兩國關係重回正軌。

最突出的共同關切問題是關乎國家間既必要又有可能開展合作的領域，這些是亟待解決的全球性問題，因此需要多國共同努力。中國和美國已經確定了幾個共同關注的領域，其中備受關注的是全球變暖（氣候變化）和公共衞生領域。美國和中國是全球排放變暖污染物最多的兩個國家，雙方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實現巴黎氣候協議規定的本世紀末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 2.7 攝氏度以內的目標。儘管中美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的合作勢在必行，但目前仍處於初期的探索階段。美國前國務卿克裡被任命為美國總統氣候特使，並多次與中國氣候特使謝振華會面。

美國一些環保主義者仍然對中國承諾採取必要措施以減緩全球變暖的行動持懷疑態度。他們指出，中國電力供應仍然依賴國內的燃煤電廠，並通過"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國境外建設燃煤電廠，同時批評中國未能公開其擬議的污染減排時間表。克裡與中國氣候特使會晤後的報導表明，合作與威脅之間的區別有時會變得模糊。

公共衞生是雙方同意開展合作的另一個領域，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變得愈發重要。事實上，正如黃嚴忠先生在《接觸中國》一書中提出，美國與中國在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歷史悠久，可以追溯至1834年美國傳教士在廣州創辦的第一家西式醫院。1970年代中美關係緩和初期，中美率先開展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醫生是第一批被邀請到中國的美國人。對華接觸時代初期，美國對中國抗擊結核病、乙肝、非典和愛滋病等傳染病給予特別的幫助。儘管川普政府在任期間，中美兩國間的政治關係變得愈發艱難，但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仍在繼續。在2017年中國開始限制外國非政府組織在華工作之後，公共衞生領域的合作開始受到阻礙。當中國應對 COVID-19 爆發的初期措施受到美國批評時，合作進一步大幅下滑。現如今，雙方已經認識到如果不開展國際層面的合作，就無法成功應對全球大流行疾病，但是如何將這一認知轉化為切實的合作政策仍然有待考量。 

 

採訪對象：Anne Thurston（石文安）是一位長期研究中國問題的政治學者，獲加州伯克利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曾在多個研究機構任職，現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草根運動研究中心"主任。Thurston女士是《與中國接觸：中美關係五十年》(Engaging China: Fifty Years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的主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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