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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習近平如今為何逢人便提開放?

採訪記者:樂然
2018年4月18日

「歷史一再證明,封閉最終只能走進死胡同,只有開放合作,道路才能越走越寬。」——近來,中國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各種場合都大談中國要擴大開放。這其中釋放了怎樣的訊號,他所談的開放意味著什麼?擴大開放有何阻力?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胡星斗教授對此表達了看法。

Yu Zhengsheng und Xi Jinping
習近平:封閉最終只能走進死胡同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AP Photo/N. H. Guan

德國之聲:習近平近來在各種場合談開放,中國媒體也都以此作為頭條,您認為習近平在現在這個時期為何如此強調這一點?

胡星斗:目前在中國國內對於改革開放有不同的聲音,特別是最近5年,在某些領域出現一些倒退的情況,主張回到過去計劃經濟、甚至消滅私有制的聲音都不斷出現。因此,習總書記在這個時候不斷強調開放有深遠的意義。

前段時間,網上流傳著一位學者的文章,名為保衛改革開放,題目的潛台詞就是改革受到威脅。中國在有些方面很少有真正的改革,有人借改革之名,推行反改革的措施,也就是不是朝著市場經濟、法治民主這些全球公認的價值觀去改革。這個時候,習總書記不斷強調改革開放,並且今年要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就是強調繼續改革開放的決心,不管國記憶體在多大問題,有多大的壓力。

現在習主席修改了主席任期,權力更加集中。權力集中後,應當用它來推動中國的進步,而不是謀私,更不是讓中國走向某種皇權主義,專制主義或某種法西斯。過去的經驗表明,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的國力變得更強,而不是回到過去的階級鬥爭、計劃經濟的老路,死胡同。只有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而且走法治民主的道路,才能給中國帶來長期的繁榮和長治久安,走出幾千年的王朝循環、治亂循環。這才是中國面臨的迫切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還是要通過改革開放,融入人類現代政治文明的成功中。

德國之聲:那麼有沒有具體的走向法治民主的措施呢?

胡星斗:目前中國的主要任務還是經濟建設,因此他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經濟建設規劃,而在法治民主方面的確缺少規劃和路線圖,沒有進入主要的議事日程。但我想,通過哪怕是微小的,碎步的改革,也可以一點點往前推進。比如按照18屆四中全會的決議,設立一些跨地區的法院等等,都是可喜可賀的。總之要繼續往前走,倒退一步也沒關係,有倒退,以後再繼續往前走一步,甚至是兩步。儘管前幾年有些人認為中國的法治出現全面倒退,但我想,歷史的倒退總會以進步作為補償的。只有法治的進步,才能保護國民的利益,甚至統治集團的利益。從長遠來看,逐漸走向法治民主是沒有疑問的。

德國之聲:習近平大力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上,是否也是在向全世界發出訊號?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在國際上更加咄咄逼人。您怎麼看?

胡星斗:我認為現在不是中國咄咄逼人的問題,而是中國被很多主流國家所邊緣化的問題。無論是美國、歐盟還是日本,都在逐漸孤立中國,邊緣化中國。在他們看來,中國和他們的意識形態不一樣,主流價值不一樣。第二是他們認為中國沒有兌現加入WTO的承諾等等。說中國咄咄逼人,在某些局部可能存在,但從總體來說,中國處於被邊緣化的過程。

德國之聲:那麼對外界來說,在這個時候作出中國將繼續開放的承諾是什麼訊號呢?有什麼具體的行動讓其他國家信服?

胡星斗:不斷地談開放的確是給出一個訊號,就是中國應不斷融入到主流價值、主流文明之中,中國不要在國際上作另類。

中國也的確在不斷做實事來維護自由貿易。美國認為它在貿易中吃了虧,現在有些貿易保護措施。中國則堅定地支持自由貿易,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從中獲得了好處等等。現在,中國已將海南省發展成自由貿易港,可能開放度還會超過香港。這說明中國在經濟方面還是在不斷嘗試新的舉措,打開一些新的開放的領域。

當然,在一些領域,不是說中國要開放,西方國家就會跟中國合作。因為他認為來自中國的投資都是國有企業或有某些背景的企業,會損害西方國家的利益。所以我認為中國的確也應當抑制國進民退,讓民營資本走出去,像日本那樣,這樣西方國家也無話可說。國有企業走出去最後也是被封堵,讓官方也很尷尬。民營企業走出去有的也被懷疑有官方背景,受到阻力,但我想普通的民營企業不會受到這樣的阻力。

德國之聲:不管在推行金融改革,放寬對外資的投資限制,還是在其他改革方面,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阻力是什麼?

胡星斗:國外不論對中國企業走出去,還是一帶一路,都抱有警惕。更主要的不利因素還是國內的某種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想不斷推進國進民退,讓一些國營企業走出去。而這些國營企業實際上就成了他們的提款機。名義上是對海外投資,誰知道投到哪去了,也許就進了某個權貴的關聯人的腰包。所以,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對外投資、對外貿易如果不改變,中國對外開放的阻力就會越來越大。

德國之聲:從另一個方面看,您認為中國做好了繼續對外開放的準備了嗎,比如迎接國外金融進入中國?

胡星斗:我想這已經準備好了,因為這是當年關貿談判已經確定的事情。現在中國加入世貿16,17年了,有這麼長的保護期,中國銀行也不斷引進國外銀行作為產權投資者,加強風險內控,應當說中抵禦風險的能力大大加強。同時中國也在監管方面利用大數據這樣的工具進行監控。現在的監控手段比15年前完善得多,如果現在還不敢讓外國的金融機構到中國來、與中國的金融機構平等競爭,那麼只能說明中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的金融機構太差了。

胡星斗教授圖片來源: Hu Xingdou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到的監控其實不僅限於金融領域,中國社會各個領域都有全面監控的趨勢,這不是和所謂的開放是背道而馳的嗎?

胡星斗:中國目前所謂的開放主要是經濟領域的開放,在政治、法治、網路、文化領域的開放是有限度的,現在還有強化監管的趨勢。當然,在某些領域加強監管是必須的,但總體上看,我個人認為,政治、社會的開放 ,包括文化的開放可以有所滯後,但不應完全脫節,應當大致與經濟的開放同步。完全脫節,也就是朝兩個方向走,最後會撕裂。這樣一來,經濟上的開放最終能走多遠,的確是個問題。因此我覺得中國今後在經濟之外的某些領域會逐漸地,哪怕是碎步地加大開放的大門。比如在某些文化產品,電影產品領域。根據進入WTO的承諾,中國應該開放電影市場。中國是否會履行承諾,開放電影市場呢,以後是否會逐漸開放電視市場,報業市場?我想也許會逐漸摸索和進行。

德國之聲:中國現在面臨的首當其沖的挑戰就是可能和美國爆發貿易戰,您認為中國是否能成功地化解貿易戰危機?

胡星斗:貿易戰危機肯定能化解,大家都不會把貿易戰作為目的,而只是手段,川普無非想多獲得一些利益,而中國在經濟方面做出讓步應該沒有問題。現在雙方大張旗鼓地討伐對方只是一個談判的技巧,檯面上扳手腕,台底下可能雙方在勾兌。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對所謂開放有無時間表?

胡星斗:現在沒有提出時間表,但經濟領域上的開放肯定在不斷加大。從沿海四個特區,到浦東開放,到自由貿易區,現在又到自由貿易港,這是一個不斷擴大的過程。我想在經濟上關鍵是要轉變自身的結構,包括產權結構、所有制結構,實現經濟轉型、外貿轉型。主要還是要把中國內部的事情做好,才談得上更大的開放。如果中國仍然是國有企業為主走出去,仍然是低端商品走出去,一談起中國,別人就想起假冒偽劣產品,侵犯智慧財產權,如果是這樣一種形象,就無法更好地打開開放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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