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在二十大取得中共總書記的第三任期後，隨即在10月27日帶領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專程前往陝西延安，「朝聖」革命紀念地，承前啟後的意味濃厚。

中國官媒新華社寫道，習近平率眾「瞻仰」延安是要繼承「紅色血脈」，「重溫革命戰爭時期黨中央在延安的崢嶸歲月，緬懷老一輩革命家的豐功偉績，宣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堅定信念。」

「在延安的窯洞裡，毛澤東同志給出跳出治亂興衰歷史周期率第一個答案，這就是讓人民監督政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黨的自我革命。」延安大學教授高尚斌向新華社說道。

座落中國西北的延安，除了是中共躲避國民黨軍圍剿、「兩萬五千里長征」後抵達的藏身之處，為中共黨史濃墨重彩的「革命聖地」，也被認為是毛澤東通過「延安整風」奠定個人權力與個人崇拜的起點。此外，延安也是中共「七大」（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地點。那年，習近平的父親、中共元老之一習仲勳在1945年的「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隨後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專長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國際服務學院教授唐志學（Joseph Torigian）認為，習近平透過強調、重塑中共黨史，欲意建構的即是他強人統治的正當性。正在執筆書寫習仲勳傳記的唐志學也告訴德國之聲，除了中共黨史發展本身與習近平家族史幾度交織，另一方面的蘇聯共產黨解體，也給他帶來歷史啟示。

以下為德國之聲與唐志學專訪內容：

德國之聲：習近平帶著新一屆政治局常委首度前往延安，提到了很多跟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毛澤東成就有關的歷史。延安對習近平和黨有什麼歷史意義？

唐志學：習近平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需要極為仔細地「管理」（manage）和研究，因為他全神貫注於理想與信念，致力於要讓黨員重新相信，黨是唯一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組織。
 
你可以看到，他在許多不同的場合都說到，當一個國家的歷史受到攻擊時，這個國家必然會被削弱。我們看到，他對他所謂的歷史否定論者——當然就是那些批評黨史的人——進行追擊，部分原因便是來自於他對黨的這種正當性論述，也就是，必須把黨描繪成一群始終走在正確軌道上的人，如果犯了錯誤，也不是因為黨有什麼根本性的問題，而是因為情況非常困難，或者說有一個要被糾正的探索期。
 
去延安，我認為正說明了這一想法，即他在研究黨的過去，希望藉此讓人們對黨的未來更有信心。

此外，還有其他幾件事情正在發生。一個是，他沒有明確否決「改革開放」。其實，他在公開發表的所有聲明中，對改革開放一直非常謹慎。我認為他不想失去（「改革開放」）這把火炬，更精確地來說，是因為他不希望中國再出現像北京四通橋上的抗議橫幅，上面寫著「改革開放」已經壽終正寢。

他不希望容易受到這種指責。但與此同時，他也認識到，在「改革開放」期間發生了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包含鬥爭的心態和對革命傳統的信仰，以及對黨內先輩的尊重，還有不再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
 
這一點在（二十大）報告中也有很多體現，報告中講了很多研究黨史的必要。最後，黨的「七大」在習近平自己的家庭歷史中發揮了很大作用。那是毛澤東和西北幫（Northwesterners），以及習仲勳之間的夥伴關係，真正被編入法典的時刻。這與他在黨的歷史和各種傳統及家族歷史中扮演更廣泛穩固的角色有關。

德國之聲：有人說，習近平一直在密切研究蘇聯的歷史，將之視作中國共產黨的前車之鑑。在您看來，他對蘇聯歷史的理解如何影響他重塑中國共產黨的規則和黨的結構？

唐志學：習近平剛上台時，很多人認為他將成為一個改革者，其中一個原因是在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時代對他父親的任用（註：習仲勳曾在文革時期遭到清洗，其後在「改革開放」時期是改革派的重要推手）。但是，第一個表明他將與那些人想像所大不相同的警告信號，是他在任期內早些時候的一場演講——一場關於蘇聯解體的演講。
 
他當時提到的其中一件事是，人們不再相信意識形態，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失去了對歷史的控制。這正是我們在談論的那種事情。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當真正的危機出現時，沒有人真正站出來使用武力。這表明，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行做出艱難決定的中央領導人，就會帶來一切分崩離析的真正危險。這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習近平不僅在意識形態方面，還通過發揮他的核心地位，如此謹慎地灌輸這種強人形象，並在黨內重新整肅。

德國之聲：這並不是中共第一次歷經強人獨裁統治，有沒有過去的教訓或線索可能有助於指出中國在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內可能面臨的潛在挑戰？

唐志學：如果你與中國的知識分子交談，無論是黨史學家還是支持改革的前輩，或者是胡耀邦、趙紫陽身邊的人，他們根本都不認為鄧小平是一個百分之百的改革者。這一點已是他們共同的敘事。如果你問他們，鄧小平在改革起到積極力量還是消極力量，大多數人的回答是消極的成分非常嚴重。他們指出，儘管像趙紫陽這樣的人確實希望政治制度化，但鄧小平認為，這會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固有效力，也就是可以真正快速地做出決定，並讓它們立即得到執行。

鄧小平做出的一些選擇是對改革有害的。有入侵越南、有驅逐胡耀邦、有1988年災難性的價格闖關改革、有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認為習近平代表了與鄧小平截然不同的人物，這種想法有點過了。你讀一下他周圍的知識分子說的，他們提出了一個觀點，也就是鄧小平其實談了很多反對和平演變和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話。
 
毛澤東的話，習近平只能夢想他所握有的權力。因為毛澤東可是一群人的領袖，對他們來說，否決毛澤東就意味著否決自己。在這兩人的政治文化中，你的地位如何，與你對革命的貢獻有關，以及你多早加入、你犧牲了多少有關。人群對毛澤東有這種情感上的依戀，但習近平沒有。

此外，毛澤東即便犯了錯誤，仍能夠從中生存下來。習近平也犯過錯誤，但都沒有像毛澤東那樣大的錯誤，所以我們無法知道他是否像毛澤東一樣強大。不過我還是想強調，我並不是說毛澤東是強大的，習近平不是，習近平仍是一個真正強大的領導人。
  
毛澤東一直都是佔主導地位，但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問題領域上表現得不同。在整個50年代，每個人都知道毛澤東的權威是無可爭議的，況且他們還是偶爾會提出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認為這樣做是允許的。直到1959年，毛澤東才部分地違背了這樣的契約（contract）。
 
習近平的父親在1962年和其他一些人被清洗。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前，（中共）領導層還是基本穩定的。說毛澤東是強人領導從不聽任何人的意見，也並不十分準確，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情況越來越糟。這也取決於是誰與他交談、問題領域是什麼、他瞭解多少。
 
習近平顯然是一個具有強大使命感的人，也顯然是一個對於自己政治遺產（legacy）深思熟慮的人，他顯然是一個想要證明些什麼的人。在某種程度上，他可能覺得他需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談論自己，因為這在政治上對黨的生存是有用的。我認為，他把自己說成是一個變革性的人物是有用的，因為這讓人們對黨感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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