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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星斗談戶口與二元社會保障

2012年12月25日

長期關注弱勢群體的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鬥在接受本台採訪時指出,戶口制度的改革需要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配合,此外還應警惕地方政府將取消農業和非農戶口當成掠奪農民土地、增收財政的手段。

Migrant workers take a rest at the Tianfu Square in Chengdu in southwest China's Sichuan province on Sunday, March 21, 2010.(Photo By Evens Lee/Color China Photo/ddp images/AP Images)
China Armut Wanderarbeiter圖片來源: AP

德國之聲:胡星斗教授,今天我們想跟您一起探討一下中國的戶口制度。先從最近的一則消息談起:南寧市政府日前正式取消農業、非農業戶口性質劃分方式,實行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管理制度,統稱居民戶口。此外,還將進一步放寬外地農村居民、各類人才落戶條件,促進人口合理有序流動。您對這個新聞作何評價,南寧地方的這一新規定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呢?

胡星斗:過去中國一些地方政府的類似改革其實有過很多,比如成都、重慶在戶籍改革方面就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深圳、上海、寧波在戶口改革特別是居住證改革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破;另外在石家莊、鄭州等地,也都進行過比較實質性的改革。但有些地方的改革後來又取消了。現在南寧取消非農戶口和農業戶口的區別,也算是一種戶籍制度的改革。

當然這種改革應當是有利於推進城市化,而且要保障農民利益。我現在擔心的就是,在所謂的戶籍改革當中,地方政府看中的其實是土地,也就是說要把農村土地變為國有土地。因為現在不少地方政府財政枯竭,他們要從土地上做文章,靠出售土地來增加財政收入,這是我們要警惕的。

如果事實真的如同您剛才所擔憂的那樣,因為土地徵收引起的糾紛會不會進一步增加呢?

的確會帶來很多問題。農村戶口一下子變成和城市戶口一樣,村委會變成了居委會,那農村用地一下子就變成了國有土地了。那樣土地都不需要強制徵收了,因為它本來就是國家的。過去由於農村土地是集體所有,還需要一道徵收的手續。那現在可能連這個徵收的手續都免了,直接剝奪農民的耕地和宅基地。有些地方就直接讓農民居住到高樓大廈裡頭。

這表面上看起來是推動了城市化,但實際很大程度上剝奪了農民的利益。農民相當於是"裸體進城",他們沒有什麼財產。 我們強調的是農民要帶著財產進城。否則農民在城市只會被邊緣化。沒有工作、沒有技術、沒有社保,他們的生活可能會是貧困的。《土地法》正在修改,我們強調新土地法一定要增加對徵收農民土地的補償,這個補償力度如果能夠提高到原來的十倍以上,農民就可以得到一筆財產,他可能可以在城市裡買一套住房或者至少付得起首付,隨之在城市裡生存下來。這樣才是有利於農民的城市化。

貧富的兩極分化在中國隨處可見圖片來源: picture-alliance/ dpa

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劃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對於農民來說非常大的一個劣勢就是無法享受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待遇。那麼在取消了農業和非農戶口的區分之後,農民就算帶著財產進城了,他能夠享受到原本城市居民的這些公共福利待遇嗎?

這其中的問題在於,中國的社會保障、社會福利都是二元制度或者說是二元結構。城市搞一套社會保障制度,農村搞一套社會保障制度,這種做法也加大了未來兩個制度銜接的成本,也使得農民進城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我們的建議是,未來要把二元的城鄉社會保障制度一元化,一個制度統籌城鄉。這樣農民進城的身份轉化、社會保障的轉接都能夠自然順利進行。

Chi2512 Interview mit Hu Xingdou - MP3-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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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包括社會保障體系在內的整個制度不能進行合理的改革,那麼僅僅取消農業和非農戶口的劃分不足以解決城市化帶來的問題,以及農民所面臨的劣勢?

我們也強調,一方面要加強戶口制度改革,甚至取消戶籍;但另一方面也要腳踏實地,建立一元化的公共福利制度,為城鄉戶口的統一奠定基礎。而不是為了土地財政,為了掠奪農民土地利益。所以改革的出發點必須是正確的。

我們看到在十八大召開、中共新領導層上台之後,出現了不少新的變化,比如對領導幹部作風的新規定等等,好像給人造成了一種"新政"要來臨的感覺。那麼您認為,在新的領導班子之下,中國在戶籍制度改革方面有沒有希望實現突破呢?

胡星斗教授圖片來源: Hu Xingdou

目前中國的確讓人們看到了一些新變化、新氣象。但我們現在還不敢稱之為"新政"。因為十年前就說是新政,結果人們發現上當受騙了,實際上國家法制是大大地倒退,甚至言論空間也縮小了。在十年前,我每周都要參加一次民間的研討會,到現在就基本上沒有了。除了理工科的、科學技術方面的之外,文科的討論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民間研討會基本上都不讓搞了。這當然一方面是反映了維穩的需要,但有時候的確是做過頭了。

所以我們也現在不敢說新政,當然也還抱有某種謹慎樂觀的態度。領導幹部的個人品質還不是關鍵,他們輕車簡從、清正廉潔這當然也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對建立中國的新制度奠定基礎,包括我們剛才所說的社會保障制度、戶口制度等等。所以我們還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究竟它帶來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變化,還是根本上的行政管理方式、體制制度的改革,後者才是我們所期待的。

採訪記者:雨涵

責編: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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