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上回去西藏是什麼時候？
柯爾馬-鮑倫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2008年。那以後研究者無法取得到西藏進行實地考察的許可。作為藏學工作者，我們使用社群網站，但不是暢通無阻，因為如果我們的問題太具批評性，會影響到當地朋友和熟人的安全。於是，我們不會提太敏感的問題。
德國之聲：就您研究掌握的情況看，藏人在他們的家鄉的確受到壓迫嗎？
柯爾馬-鮑倫茨：我想可以這麼說。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實施的少數民族政策。這一政策數十年來沒有發生變化。理論上，少數民族享有地區的自治權，他們在當地的機構裡都有代表，但不是沒有前提：如果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表現強烈，藏人還要加上宗教認同，會被看作"國家統一"的最高原則受到危害。而這一傾向會被試圖化解，或者打壓下去。
德國之聲：在藏區存在著支持藏獨的傾向？
柯爾馬-鮑倫茨：存在。我想，尤其在年輕一代，不滿情緒在加強，過去二十年來，西藏修建了許多基礎設施，尤其在西藏東部。本世紀初以來，原來的遊牧生活形式逐漸改成了定居，這是對藏人自決權的干預以及對其自我文化認知的侵犯。青年藏人從事收入低廉的工作，被外來移民搶走飯碗，因此他們發展的前景暗淡。再加上中國政府不斷對達賴喇嘛妖魔化。這些因素引發人們不滿，助長"我們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民族"這一趨勢。
德國之聲：您是否認為"西藏文化受到威脅"？中國政府在此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柯爾馬-鮑倫茨：這裡很難做一個過於簡單的評估。中國政府為保護藏人文化的確做出了很大努力，比如，出版了大量包括藏傳佛教在內的藏文書籍，尤其是在西藏東部。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推動和落實了很多藏文項目，藏人當中也有藏學研究者。一些藏傳寺廟被修復，多半在西藏東部，那裡吸引了更多的遊人。在西藏其它地區則不是這樣。與此同時，出現了另一個發展趨勢即"博物館化"，比如原本在寺廟進行的宗教舞蹈現在挪到舞台上，給遊客觀看，這樣，這些舞蹈原本的含義便喪失了。
原本在寺廟進行的宗教舞蹈被挪到舞台上 給遊客觀看（資料圖片）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Wang He 德國之聲：這些年間，中國的西藏政策是否發生過變化？
柯爾馬-鮑倫茨：1994年中國政府發出對藏傳佛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呼籲，此前，喇嘛以及僧侶可以短期前往印度聽佛經課，包括聽達賴喇嘛講經。後來這種旅行受到限制。
最明顯的變化發生在1995年，北京政府指定了十一世班禪喇嘛，此後，西藏的寺院受到更嚴格的監督，其管理機構添入了外人，這些人監督寺廟內的行動。與此同時，增加用於監督的技術設備，為達賴喇嘛祈福的儀式也被取消了。喇嘛和僧侶都需經過培訓，他們必須對國家表現忠誠。另一方面，國家讓喇嘛和高層僧侶擔任官職。目前，大概有為數過半的喇嘛擔任著行政官職。但這樣的做法在藏人當中反響並不好，他們認為這是受賄或者被收買。在分析了自焚者的最後聲明後，我們看到，僧侶自焚的地點多是在國家機關附近，而尼姑自焚總選擇寺廟附近。這是再強烈不過的抗議手段了！一般而言，這些最後的聲明不是同達賴喇嘛有關，就是同藏人的民族認同有關。由此可以說，中國政府並沒有控制住西藏。
德國之聲：很多漢人到西藏旅行。當地人怎麼看待這些人？會把他們看作是文化入侵嗎？
柯爾馬-鮑倫茨：這倒不一定。有兩方面因素。首先是經濟因素：誰從中獲取好處？大型飯店都掌握在漢人手中。但在拉薩，導游也從中受益。另一方面，尤其自20世紀初以來，漢人佛教徒同藏傳佛教的僧侶之間存在著頻繁的交往，當下，這種交往表現得很明顯。漢人中的中產階級把西藏視為西方的香格里拉，即人間的樂園。這種想像在西方已過時，但在中國卻很興盛。一些漢人佛教徒將藏傳佛教的喇嘛作為精神上的領路人。
1959年3月10日，有關達賴喇嘛可能遭到綁架的消息傳出後，抗議活動激化為暴力衝突。3月17日，以婦女為主的數千示威者聚集在布達拉宮門前，抗議共產黨政權的佔領和壓迫。幾個小時之後，武裝衝突爆發。
圖片來源： AP1959年3月28日，中國國務院發布命令，宣佈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職權。任命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為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當年21歲的班禪喇嘛對中共不乏好感。
毛澤東將達賴喇嘛出逃看作是一個將他定義為叛徒的絕好機會。一周之前，毛澤東已筆頭指示：如果達賴喇嘛與他的隨從一起逃跑，「我軍一概不要阻攔。」1959年3月21日，也就是逃亡的第四天，23歲的達賴喇嘛翻越惹嘎拉山口來到藏南。
當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在阿薩姆獲得友好的政治庇護後，中印關係更由緊張轉為敵對。
西藏的武裝力量無法抵禦中國人民解放軍。但西藏的險峻地形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因此，中國軍隊必須為進藏修建新的橋樑。直到1954年，從原屬西藏的安多地區（今青海省）到拉薩的第一條公路才正式修通。
作為回訪，達賴喇嘛於1959年9月4日前往新德里的尼赫魯府邸做客，與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進行了交談。
西藏起義之後，許多藏民追隨達賴喇嘛，歷盡險阻，長途跋涉逃往印度。
1951年，拉薩政府與北京方面簽署《十七條協議》，被迫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接受「人民民主社會」的改造。作為條件,中央政府允許西藏在改革上實行較長的過渡期。協議也規定西藏將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保持西藏現行的制度不變。1954年9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入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1959年4月，中國方面加強了中印邊境的駐軍，並封鎖了通往尼泊爾和克什米爾拉達克的關口。西藏起義使得一直處於緊張狀態的中印關係一觸即發。1959年8月和10月發生在邊境一帶的武裝衝突更使雙邊關係雪上加霜。
1959年三月底，一群藏人在印度邊境城市噶倫堡（Kalimpong）舉行抗議
從1956年開始，西藏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針對「達賴集團」的鬥爭進一步深化，尤其以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為甚。越來越多的藏人起來反抗漢人的統治。1959年3月10日，有關達賴喇嘛可能遭到綁架的消息傳出後，抗議活動激化為暴力衝突。3月17日，以婦女為主的數千示威者聚集在布達拉宮門前，抗議共產黨政權的佔領和壓迫。幾個小時之後，武裝衝突爆發。
在1954年10月13日召開的首屆人大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與達賴喇嘛向外界展示了友好融洽的關係。毛澤東一直清楚地知道，「西藏問題」不能單純以軍事方式得以解決。然而，他低估了西藏歷史和文化的特殊性，這一錯誤為1959年爆發的西藏起義埋下了伏筆。
1959年3月17日，正在羅布林卡夏宮內的達賴喇嘛聽到附近傳來槍聲，決定出逃。與此同時，解放軍在拉薩河谷向起義者開火。
一扇木板門標誌著印度與西藏之間的邊界。攝於1959年4月初。
為了防止暴動規模擴大，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1959年3月20日決定向西藏增派部隊，發起「全面反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內戰勝利後開始制定將西藏從政教合一的舊有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初步計劃。當時，西藏實際上處於政治獨立的狀態。為防止西藏的獨立地位在國際上得到承認，毛澤東很早就意識到要盡快解決「西藏問題」，推進中國的「統一」。1950年10月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向西藏進軍。
不久，西藏起義被鎮壓。這張圖片攝於3月21日，畫面上的起義民兵正在等待被押往監獄。
西藏起義者在拉薩向解放軍繳械。這張圖片的拍攝時間不詳，1959年4月13日由紐約一家圖片新聞社首次發表。
達賴喇嘛獲得政治避難許可之後，於1959年九月首訪印度首都新德里，並在那裡受到了熱情接待。在西藏起義發生8個月後，中印這兩個在50年代交好並共同從中獲益的鄰邦變成了敵人。
1959年3月，大批西藏難民抵達印度米薩馬裡的過渡性營地。
儘管如此，達賴喇嘛及其隨從仍然受到追蹤。在貼身護衛及「四水六崗護教志願軍」的護衛下，達賴喇嘛於1959年3月31日越過了中印邊界。
1959年4月24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前往喜瑪拉雅山腳下的穆索裡會見達賴喇嘛。此前幾天，也就是4月18日，顯然受到印度支持的達賴喇嘛要求西藏從中國獨立出來。
德國之聲：那麼，真實的西藏曾是怎樣的一個地方？
柯爾馬-鮑倫茨：西藏當然不是什麼"香格里拉"，決不是仙境，它是一個普通的地方，宗教地位突出，社會等級分明，這一點跟其它國家沒什麼不同。不過，那裡沒有發生過飢荒。說西藏人極度貧困，奴隸制等，這些說法來自中國，西方意義上的"奴隸"概念在藏語當中不存在。還有"農民"，藏人中的農民有的不在自己的農田耕種，而是在地主的田裡，但他們往往比地主富裕。
德國之聲：典型的當代西藏青年是什麼樣子？
柯爾馬-鮑倫茨：比如說中產階級，上了高中的，都會中文。中文是最重要的語言。我不認為，中文是壓迫的表現形式。中國政府希望少數民族有更好的發展機遇，這便需要語言技能。如果只會藏語，便無法去北京上大學。他們考大學錄取時會被優先。這樣做背後的考慮是，有利於讓他們融入社會，以及同化少數民族。事實上，受到同等教育的藏族青年同漢族青年沒有很大區別。
德國之聲：您說到"融入"和"被同化"，二者中誰的比重更大？
柯爾馬-鮑倫茨：我想"被同化"的比重更大。因為所有的一切，最終都指向這個目標。藏人希望自己來定義民族認同、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藏人的這些認同與佔大多數的漢人的認同有著本質的不一樣。這裡便是一條臨界線，如果藏人丟掉了民族認同，他們就被同化了，也就基本上成了漢人。這不應該發生。他們也不願意這樣。
柯爾馬-鮑倫茨（Karénina Kollmar-Paulenz ）是瑞士伯爾尼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以及藏傳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