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是怎樣走上中文作品翻譯之路的呢？

貝茨：其實我當初並沒有想過有朝一日會去翻譯中文作品。我大學學的是漢學專業，我一直對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很感興趣，也幻想著有一天能到中國去學習、生活。八十年代，我開始讀大學的時候，德國社會出現了一股"中國熱"，當時德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超過現在，關注中國文學的人也更多。我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開始漢學專業的學習的，我是先學古文經典，後來才開始學習現代漢語。當時就會經常接觸到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易經》和《詩經》等等。我的碩士畢業考試選題是唐詩，而碩士論文的主題則是中國的朦朧詩。總之，大學時代，我就做過很多翻譯工作，比如翻譯朦朧詩和中國後現代詩歌等等。

不過，當時做翻譯，只是學習和愛好而已，並沒有想過做一名職業的文學翻譯家。結束大學學業後，我先後在日本和阿根廷生活過幾年時間，學習日語和探戈，後來還在企業界做了五年的國際項目協調。再後來，我決定去法蘭克福大學攻讀漢學博士。博士畢業後，我先後在法蘭克福大學和哥廷根大學工作過一段時間，但很遺憾，這兩份工作都沒有得到續聘，中文作品的翻譯就漸漸成了我的全職工作。尤其是2009年，中國是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這之後找我翻譯中文作品的出版社也越來越多。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八十年代，德國社會對中國的興趣要遠遠大於現在。這種說法有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中國還比較落後，而現在，中國已經成了具有巨大政治經濟影響力的的世界強國。德國社會對中國、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現在不是應當更大嗎？

貝茨：我倒不覺得這一點令人意外，八十年代的中國是一個變革中的中國，很多近現代中國文學作品，包括矛盾、老舍、莫言被介紹到德國，張藝謀的《紅高粱》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我覺得，當時的中國給人更多的是更為積極的聯想：改革、開放、革新等等，中國讓人感到新奇。而現在，很多人想到中國時，首先會聯想到新聞審查、壓制、缺乏自由等等。當然現在也有很多人去讀來自中國的文學作品，比如劉慈欣的作品。總體而言，在德國，在西方，在整個世界，人們對中國的瞭解還是太少。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西方的瞭解要深入得多，這也是我希望通過我的翻譯工作、講座活動，想要改變的一個現狀。

德國之聲：現在中德經濟往來密切，民間的交流也越來越多，中國文學在德國的影響力和受歡迎程度是不是也在不斷提升呢？

貝茨：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開始快速發展時，確實也對擴大中國文學在西方的影響力起到了促進作用。不過，令我感到遺憾的是，儘管中國的政治經濟力在快速擴展，但相比之下，學習和瞭解中國文化的熱情卻並沒有同步提高。比如，我也會給一些即將被派往中國工作的德國高管們提供關於中國文化的培訓課程，但至於這些人是不是也會去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我就沒有把握了。總之，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對提升對該國文化的認可度有幫助，但幫助可能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大。

德國之聲：德文和中文之間的差異如此之大，您是怎麼做到讓德語讀者最終獲得和中文母語讀者同樣的感受呢？

貝茨：最重要的一點，一定不能拘泥於原文，比如翻譯中文作品的一段笑話時，重要的不是對原文一對一的翻譯，而是要讓德語讀者也找得到笑點。比如，我翻譯《射鵰英雄傳》時，黃藥師嘲諷周伯通"走不動"，在中文裡周伯通和'走不動'是諧音，但音譯成德語就達不到這樣的效果了，所以，我就翻成了 Zou Kuh Dong, 看上去仍是中文名字，而Kuh在德語裡是母牛的意思，這樣這個名字在德語裡也就表現出了"走不動"的效果。

德國之聲：正如您剛才講到的，翻譯工作有時就是一個再創作的過程。您付出這麼多的辛勤勞作，讓德國讀者有機會領略金庸、莫言的文采，但您的名字只會出現在德文版作品封底的小角落裡，這會不會太不公平？

貝茨：譯者的工作還是受到認可的，比如我經常會被邀請參加一些有關中國文學作品的講座，中國作家又不能經常來德國，所以譯者就經常成了這些作家的代言人。現在，一些中小型出版社已經會把譯者的名字也印在封面上，但大型出版社還沒有這樣做。我認為，這一點應當改變，畢竟這是對譯者的尊重，也讓讀者更容易選擇。

德國之聲：已經有兩位中文作家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高行健和莫言。作為翻譯家，您認為，下一位獲獎的中文作家會是誰呢？

貝茨：我覺得，短期內中國作家獲獎的機會可能不大，因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定時，近年來也會考慮政治、種族和區域的均衡。如果問到我的熱門人選，那我認為閻連科最有希望。不過，誰都無法預測諾貝爾獎。我覺得金庸最應該獲得諾貝爾獎，可惜他已經去世了，諾獎只會頒發給在世的作家。另外，香港作家西西也是我非常喜歡的，如果她仍在世，也應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翻譯西西的作品，也讓我獲得了德國布萊姆翻譯獎（Helmut M. Braem-Übersetzerpreis）。

德國之聲：您不僅翻譯中國大陸的文學作品，也會翻譯來自台灣香港的作品。中港台三地的文學作品風格上有區別嗎？

貝茨：區別在於審查制度。不過，我認為，人們討論中國大陸的審查制度時有些誇大，其實中國出版書籍的數量也是非常龐大的，當然有些禁忌話題是不能觸碰的。台灣的文學圈當然要自由得多。我個人感覺是，台灣文學更側重現代社會的話題，而中國大陸的文學則是歷史題材偏多，比如文革、20世紀、農民的貧苦生活等等，涉及現代城市生活的作品相對較少，比如涉及現代社會的兩性生活，同性戀等的題材。而在台灣這類題材的作品就很多。

德國之聲：您現在正在參觀法蘭克福書展， 來自中港台的書商陣營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貝茨：我很高興看到有很多中國出版社參加了這次法蘭克福書展，中國的展台非常大，不過，我覺得，中國展台如果能多做一些英文廣告就更好了。我懂中文，沒有英文廣告對我不是一個問題，但對不懂中文的人來說，中國展台就沒有太大吸引力了。相比之下，台灣的展台上，有大幅的作者肖像，有詳盡的英文介紹，這樣就很容易讓參觀者產生親切感。在如何擴大中文作品在德國的知名度方面，我有一些很好的想法，我很歡迎中國出版社來和我做這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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