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當時是怎麼被派駐到中國當記者的？

巴爾格曼：我在中國工作了17年，從1964到1985年，當中我有三年時間是在越南，當時正是越南戰爭期間。最開始我作為記者為德新社和德意志電台工作，1975年之後為德國廣播聯合會廣播部和德國電視一台的駐京記者。當我1964年到北京工作之前，我先後在倫敦和印度作為記者各工作了五年。我是1964年1月1日到北京開始工作的。當時能夠到北京去工作，是因為中國政府想派一名常駐記者到當時的西德首都波昂，他就是新華社記者王殊，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駐德國大使。可以說那是一種交換吧，就是王殊到波昂，我到北京。我和王殊先生也十分熟悉，我們之間現在還通信。

德國之聲：當時您在北京的日常工作是什麼樣的？

巴爾格曼：1964到1965年時就是一般的正常的記者生活。因為當時聯邦德國和中國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我住在新僑飯店，它當時是北京唯一的一個對外國人開放的旅館，這家旅館是二戰後專門給蘇聯核專家建造的旅館。旅館經營不善，冬天的時候要在房間裡穿著厚厚的大衣坐在打字機前工作，夏天的時候經常斷電，我經常熱得滿頭大汗。當時的生活很艱苦，我這樣堅持了五年。

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文革前的64年到66年，我們可以正常地在中國到處旅行，但是當然也總是有中國外交部的陪同人員隨行監視我們。當時在北京僅有的三名西方記者，一名是英國路透社的記者，一名是法新社的記者，再就是我。當時連電傳都沒有，更不用說衛星通訊了。我們的報導必須要通過電報發給我們本國的編輯部。有趣的是，為我們發電報的中國女孩子雖然根本不懂我寫的是什麼，但是從來都沒有錯誤地把我的文章發過去。

與當時的蘇聯和其它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當時在中國即使是在文革時也沒有對我們實行新聞檢查，我們可以寫我們想寫的東西。文革期間有一種所謂的"事後新聞檢查"，就是有時會因為一篇報導被招到外交部接受警告。例如，有一次我因為"筆誤"或者說是有意筆誤將林彪寫成毛的"王儲"，半夜被叫受到外交部受到警告，因為當時文革時林彪要被稱作是毛的"親密戰友"。

警告是一種心理威懾。那時我們要離開中國時，必須要辦理出境許可，我們當時被允許每兩個月到香港一次去"放風"。因為那次警告，我辦理出境申請時等了三個月，這三個月我就像是在北京被軟禁了。

德國之聲：您當時在北京時，是不是感到電話可能被竊聽或者感到總處於監視之下？

巴爾格曼：當時打只有一條國際長途電話線路，是經過蘇聯通往西歐，所以那時打電話幾乎是不可能的。當時電報是我們擁有的唯一聯絡方式。當然，當我後來成為廣播電台和電視台記者後，條件有了改善。很多年以後，有了衛星通訊，我們可以通過衛星把報導傳回國內。

德國之聲：不久前，外國記者在中國還不能自由選擇採訪對象，難道這不是新聞檢查嗎？

巴爾格曼：當然，的確是這樣。譬如我們不能去訪問新疆或者是西藏。他們也總是派員隨同監督我們。我們採訪的中國人在言論自由上受到很大限制，他們根本不能想像言論自由是什麼樣子，所以我們得到的訊息全是官方的宣傳。我們必須靠我們自己眼睛看到的來寫自己的報導。

德國之聲：您當時能與普通中國人交際往來嗎？

巴爾格曼：根本不能接觸普通的中國人。我當時有個翻譯，有個司機。後來我有可自己的住房後還有了位中國廚師和一位女清潔工。他們都是官方的服務機構，實際上也就是國家安全部門分派給我的，他們也要向上司匯報我們的情況。當時我們住在外國人居住區，我們自己戲稱它為"外國人貧民窟"，外面有站崗的軍人，中國人只有拿特殊的許可才能訪問我們。我們當時能邀請中國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到我們家裡作客吃飯，當然這些人也都是經過特別挑選的。如果我們在大街上同普通人交談，他們看到我們是外國人，就會很快就轉身離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我們不能接觸普通人，但是可能成為我們談話對象的中國人被禁止這樣做。我與那些與中國人結婚的德國女性有來往，我們甚至可以到她們在北京小胡同的家裡去作客。

德國之聲：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實行後，情況有所改變嗎？

巴爾格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後，有了根本的改變，從那時起我們可以與普通的中國人接觸。但是問題是，他們仍然不被允許訪問我們，不允許到我們家裡作客。我們也不能去到普通人家裡去訪問，而且當時人們的居住條件也很差，估計也不願意讓我們去他們的家裡訪問。

德國之聲：那麼到了什麼時候，這種訪問限制開始不存在了呢？

巴爾格曼：我現在幾乎每年都到中國去，我兒子也在北京工作。今天中國和其它正常國家一樣，人們可以自由與中國人交往，可以到家裡或隨便什麼地方作客。改革開放三四年後，中國在這方面的這些限制雖然越來越少，但絕對沒有像今天這樣不受限制。

德國之聲：您能不能具體描述一下您當時是怎樣報導毛澤東去世的？

巴爾格曼：毛是1976年去世的。他去世前三個月，唐山發生了大地震，有數十萬人遇難。我們當時不能住在家裡，而是住在所謂的"防震棚"裡。當時有傳言說，上天對現在的領導人不滿意，肯定要發生什麼。這當然話中有話，因為毛澤東當時已經是身體很不好了。毛去世時，我正在外省訪問。我是晚上在火車上通過廣播聽到這一消息的。當時有人為我們安排了特別的飛機航班把我們送回北京，以便讓我們能報導北京的哀悼情況。

德國之聲：您當時能自由地到大街上去採訪哀悼毛的群眾嗎？

巴爾格曼：當然可以，這也非常符合官方的意思。因為這一次看到的的確不是宣傳畫面，當時有很多很多中國人是發自內心地哭泣。雖然人們當時還不知道毛和他的夫人江青在文革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但有很多中國的悲傷是認真和真誠的。當時中國的宣傳機器也非常願意把這些悼念畫面傳給世界。

德國之聲：如果把現在的中國與六七十以及八十年代的中國比較一下，您看到的變化是什麼？

巴爾格曼：我認為這個國家的變化是過去幾十年裡所發生的變化中最大的。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或者說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個正常的國家。當我與和我的年齡相仿的中國老朋友交談時，就會發現他們與現在的年輕一代中國人有著極大的不同。年輕一代人與老一代相比更加物質主義，他們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興趣遠不如老一代人那麼大。雖然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讓人遺憾的是，很多中國的文化傳統讓位給了現在的過多的物質主義。

德國之聲：在過去幾十年裡，德國媒體的中國報導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中國因為人權問題和新聞檢查而始終處於德國媒體的批評之中。您作為老一代西方駐中國記者，您如何評價今天的德國同行有關中國的報導？

巴爾格曼：當我1964年開始到北京工作時，那時還沒有關於中國的報導。我們當時努力去改變這種狀況。很快文革就到來了，它給中國帶來了意識形態上和其它方面的沉淪。當時德國人幾乎沒人能正確理解文革是怎麼回事，不知道所謂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與文化無關，而是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我與我的一些老同事認為，中國當然一直有著人權問題，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生活著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一個首要的任務是讓那裡的人們在經濟上以什麼方式過得更好，我認為很難用我們西方這裡的標準去衡量中國。當然，自由工會和多元化等等都是非常好的，但不應該在這方面在中國操之過急，否則可能讓中國人的生存狀況帶來後退。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嚴重腐敗現象和官員的權利濫用是好的，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採取更嚴厲的措施。

採訪記者：瀟陽

責編:謝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