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時隔4年再見到范儉，他臉上已經少了4年前的遲疑與謹慎，現在更多展現在他臉上的是自信與自豪。他指導拍攝的紀錄片《吾土》闖入了本屆柏林電影節全景單元。這部電影講述的故事是老陳一家15年前從河北農村老家來到北京，通過承包一片菜地，賣菜謀生。但是，2010 年，隨著北京的城市擴張，老陳承包的菜地被村委會賣掉，一家人苦心經營的家園也要面臨限期拆除。老陳認為補償條件太低，再加上家鄉的土地已被賣掉，因此他拒絕在拆遷協議上簽字。此後，老陳和妻子李小鳳開始用拍攝DV、發微博等各種方式開始同村委會進行艱苦的抗爭……

德國之聲：4年前你參加"新生代青年訓練營"（Berlinale Talent Campus）的時候曾表示過，希望在參加訓練營培訓期間找到合適的製片人。當時還將製片人與導演之間的關係比喻成"夫妻"。當時你找到合適的製片人了嗎？

范儉：其實導演和製片人就是搭檔，和夫妻差不多一樣的感覺。（笑）後來我太太做了我的製片人。4年前她也來了，當時她還只是我的女朋友。後來她專門做了紀錄片《吾土》的製片人。她為這部片子申請到不少基金的支持，例如聖丹斯電影節和釜山電影節的基金扶持。所以說，4年前不但成功地找到了製片人，還找到了真愛。（笑）。

德國之聲：4年前你給這部片子取的名字是《在城市裡奔跑》，為什麼這部片子最終改名為《吾土》呢？

范儉：我還是想讓標題更直接和簡潔一些。我最近的幾個片子片名都很短，從《活著》到《吾土》，再到《尋愛》。我覺得電影就是應該用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最豐富的內容。而且我不喜歡電影裡有大量文字性的內容，越簡化越好。讓影像更多一些。

德國之聲：《吾土》這部片子完成之後，你給老陳一家看過嗎？

范儉：有。這個片子剪完之後第一個觀眾是我太太，然後就是老陳一家。

德國之聲：老陳一家看後有什麼樣的反應和反饋嗎？

范儉：可能是因為他們看的時候我不在現場。他們看了這部片子幾天後我去拜訪他們一家人，他們沒有表現出特別強烈的情感反應。他們特別驚訝的地方是，為什麼我在片子裡用了那麼多他們自己拍的素材。他們覺得自己拍的就是一些家庭錄像，也沒想到怎麼家庭錄像成為一部電影裡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他們看到自己兩年前、三年前的樣子就驚訝地說："唉，那時候我是那樣的。"總而言之，我覺得他們是喜歡我這部片子的。

德國之聲：老陳知道這部片子在柏林電影節上展映嗎？

范儉：知道，我帶著這部片子去海外參加電影節之前都會告訴他們一家。我覺得，老陳一家對於這部片子能在海外電影節放映這件事，內心中有一種驕傲。但是他們也會有一些擔心。在中國有時候你必須非常小心，不管是他們（老陳一家），還是我們拍片的人。因為他們畢竟（因為拆遷的問題）遇到過很多衝突，而且為了孩子他們不希望跟政府之間存在直接的矛盾。所以他們既希望自己的故事被很多人看到，但同時又擔心被政府知道，實際上是兩種混雜在一起的心情。

德國之聲：如果你自己給《吾土》這部片子打分，從1到10，你會打幾分？

范儉：我會打在6到7之間吧。我覺得這部片子在講故事的方式還不夠好，另外電影的手段還沒有很高。很多時候靠對白，我希望未來我的電影更多地能依靠影像本身讓觀眾能有所感受，而不是依靠大量的對白來推動。我覺得這是電影該做的事。再者在製作層面，例如聲音的品質等等都還有改進的空間。

德國之聲：你拍攝的不少紀錄片選擇的題材內容都和民工、農民等社會群體有關。這其中有什麼原因嗎？

范儉：我的父母曾經也是農民，也做過農活，這可能是一種關係，（讓我更加關注農民群體的生活）。另外一個原因我覺得是內心的層面。我也是一種類型的移民。我父親是重慶人，參軍之後到了寧夏留在那裡，所以我的家庭是個移民家庭。我在寧夏長大，後來去武漢上學，在山東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後又去了北京，一直都是移民的狀態。如何找到自己的根，也是我的一個困擾。北京這樣一個城市，對於我來說也沒有歸屬感。即便我現在有北京戶口，在北京生活得也不錯，但是我覺得自己對這個城市沒有歸屬感。所以可能正是這種歸屬感的缺失，正是建立我和他們（被拍攝者）之間一個關係的橋樑。再有一個原因可能和我以前曾經從事新聞記者工作有關。作為記者對於社會話題會有一種職業上的熱情。

德國之聲：你對未來5年有什麼計劃和打算嗎？

范儉：未來5年我想我還是會專注於紀錄片的拍攝與製作。而且要出一到兩部更高水準的作品，爭取達到至少在中國是一流的水準，如果還有可能，爭取能做出世界級一流的紀錄片電影作品。這是一個挑戰，但我覺得值得一做。因為這是最好的年代，要做最強的事情。或者說是，屬於我們70後電影人的時代到來了。如今登上柏林電影節的不再是張藝謀，甚至不再是賈樟柯，而是楊超（電影長江圖的導演）或者我這樣的70後。我覺得屬於我們的時代其實已經來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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