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鄧小平讓中共獲得了新的合法性
2018年12月17日
德國之聲：1979年12月召開的中共11屆3中全會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會議正式宣告了從毛澤東時代的階級鬥爭到以發展經濟為重的歷史性政策轉向。同時鄧小平通過讓他的改革派盟友擔任重要職務鞏固了他的權力地位，雖然毛的接班人華國鋒到1981年仍然是中共中央主席。這種與過去、與毛主義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切割真的很徹底嗎？還是也具有一定的連貫性？
文浩：還是有一些連貫性。這在外交政策方面有所體現。人們總是說，鄧小平領導下中國開始與西方接近。但事實是，這在毛澤東時代就開始了。1971年中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即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並由此在安理會獲得否決權後，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提升。接下來美國總統尼克森於1972年訪問中國，美中在反蘇聯的共同基調下越走越近，由此中國逐漸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
在貿易領域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1961年開始，中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就超過了與之關係急轉直下的蘇聯東歐陣營。
德國之聲：內政方面有哪些連貫性？
文浩：內政方面情況也類似。文革的高潮階段是1966到1967年的"群眾運動"，不過那時毛澤東已經覺得局勢太混亂了。1968年他開始平息文化大革命，大多數被打倒的老幹部在1969年底到70年代初就重返崗位了。鄧小平也是其中之一，1973年他在經歷了7年下放之後得到平反。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很大一部份黨和軍隊的老幹部已經恢復了工作。
德國之聲：鄧小平克服了文革和毛澤東主義，但中國沒有過像前蘇聯"去史達林化"那樣的"去毛澤東化"……
文浩：鄧小平巧妙地做到了這一點。他把所謂的毛澤東思想封為了共產黨的集體成果，但它並不一定包括毛說過的每一句話。因此直到今天，共產黨都有權根據不同情況，重新詮釋毛澤東思想。這樣就可以告別毛的很多具體思想，比如社會主義制度下階級鬥爭要一直搞下去。
要知道，當時重新掌權的很多是文革的受害者，有人是被批鬥遊街過的。這些人雖然蹲過牛棚、坐過牢，但他們並沒有要求"去毛化"，而是表示，我們不能完全否定毛，他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他也犯了一些錯誤，比如發動文化大革命。人們似乎覺得，應該繼續把毛澤東作為執政合法性的化身、作為開國建黨的元勳，而不是去譴責他。
德國之聲：您怎麼看鄧小平在中國崛起為經濟、以及後來政治強國的進程中扮演的角色？
文浩：中國在過去40年的發展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故事，1949年時的中國還是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而今天已崛起為世界強國，鄧小平當然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必須承認，這條中國道路始終伴隨著巨大的犧牲，人民和生態環境都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趕超西方、把中國建成世界強國的目標，像一條紅線貫穿著中國共產黨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的整個歷史。比如毛澤東在1958年就在發動"大煉鋼鐵"運動時提出了"超英趕美"的口號。
從中共的角度看，鄧小平的功績首先在於，文革後在他的領導下，中共獲得了執政合法性的新的源泉。這一方面是通過實現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兩者都得益於釋放私有經濟的活力，首先在農村。另一方面，是通過對文革進行至少是部分的反思。從1976年到80年代中，數百萬文革的受害者得到了平反，少數一些施暴者得到了懲處，共產黨由此得以重新樹立自己的形象。
德國之聲：人們將其與鄧小平聯繫在一起的另一大成就是提高了科研的地位。據鄧自己說，他在1978年之前就在講話和採訪，包括接受西方媒體採訪中一再批評了毛澤東時代中國封閉狹隘的意識形態和落後現狀。
文浩：是這樣的。不過這帶來的不光是積極的影響。人們的態度從文革時期對專業學識的極端批判變成了後來對科學的近乎迷信。一個例子是計劃生育一胎政策。在毛澤東時代，通過提倡晚婚，中國其實在70年代有著一定程度計劃生育。但後來鄧小平為首的領導層相信了導彈科學家的建議，認為中國如果不實行一胎政策，就無法實現現代化。這個例子表明，如果政治決策者盲目聽信科學家，實施極端的"社會工程"，將產生怎樣災難性的後果。
在改革年代很多領域實現了開放和自由化。但在計劃生育方面，上世紀80年代是最嚴酷無情的時期，成千上百萬人被強制絕育，強制墮胎無計其數。這一政策也是與鄧小平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
德國之聲：鄧小平開啟的改革時代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
文浩：放棄共產黨獨尊的地位從來沒有成為過討論的選項。不過曾有人提出過在企業內建立職工委員會的要求，曾有過縣市長的直接選舉，當時在民主化試驗的道路上，人們比今天走得遠。1979年到1980年，發生了所謂的"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北京市中心的"西單民主牆"成為人們聚會的地點。
在牆上貼大字報是文革的一種遺存。這裡集結了一些對體制不滿的人，從理想幻滅的昔日紅衛兵、工人到1979年對越戰爭的退伍兵。他們公開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包括對鄧和官僚黨政的批評。鄧小平認為這太出格了，採取了措施。1981年的新憲法中，就沒有再提及民眾貼大字報的權利。
儘管如此，黨內直到1989年也還存在希望繼續推進民主化的力量。旦這一討論在天安門大屠殺後就終止了，在90年代也沒有再重拾。在這個意義上，1979年和80年代不僅為中國經濟成功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且也是公開進行了民主化討論的時期，不過這一討論後來終止了。
德國之聲：習近平為首的領導層如何看改革開放40年這個日子？習近平的政策在何種程度上是對鄧小平路線的繼承或偏離？
文浩：習近平提出了"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口號，這當然一方面是強調延續性，但也有一點與之切割的意味。對鄧小平來說，在經歷了文革後有一點是清楚的：共產黨內必須有一個集體領導，不能再出現一個偉大領袖或獨裁者。這一原則隨著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而被放棄了。
在其他一些領域也能看到與鄧明顯不同的路線。比如鄧的領導層在80年代很重視推進黨政分開。鄧小平曾要求企業的黨支部書記只管大政，而不插手企業日常運作。在習近平治下，我們看到了截然相反的發展方向，國家和黨更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現在強調的是，黨支書在所有領導問題上都要有發言權。許多私營企業早已有了黨支部，現在外資企業也被要求成立黨支部。此外2018年修憲過程中，黨的領導地位再度得到加強。
文浩（Felix Wemheuer ），科隆大學東亞系當代中國研究專業教授，曾出版多部當代中國研究專著，包括有關毛澤東以及史達林和毛澤東時代的大飢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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