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香港懲教署就你的情況開記者會做了一系列回應，提到他們沒有限制你的出入境自由，你離境不需批准，只需要事前通知。 你有何回應?

鍾翰林：我不理解他所說的「我不需要申請才可以離境」這個說法是什麼。因為若然我真的不需要申請的話，為什麼他們要求我把我的機票、住宿發給他們呢？為什麼在我出發、到達以至到返回香港的時候，需要聯絡他們呢？因為其實要注意的那件事，若然我沒有跟足他們的程序，那就是說我離境是沒有通知他們的呢，已經是屬於違反了我的監管令的，他們就能夠將我重新召回監獄去服刑的。

德國之聲：他們現在說會叫其他執法部門出通緝令，雖然你已經離開香港了，但會不會仍擔心人身安全？

鍾翰林：其實是會擔心人身安全的，但首先我不需要擔心被當局去拘捕。但的確也是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在英國會不會有一些對我會構成危險的人，有機會去嘗試得知我的行蹤、嘗試去襲擊我，這些其實我也都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擔心 。

德國之聲：你剛到沒多久，目前有沒有感覺到這些危險？ 

鍾翰林：也是會很害怕的。但接下來可能出門也儘量不會一個人 。

德國之聲：懲教署說安排你去資助機構工作？

鍾翰林：我必須要強調是我去找的，懲教署是沒有去協助過我的，或者這麼說，其實懲教署一直在干擾我的生活。我6月5日出獄之後其實會繼續讀書，但是懲教署突然打來問我找到工作了沒有。我跟他們說我將會讀書，但是他們就說：不行的，9月才開學，你現在還是必須要工作的。我想你不會去要求一個學生他監管令期間，他暑假原來是必須要工作的，其實是很荒謬的。

德國之聲：懲教署批評你不回港破壞了誠信，你的回應是什麼？

鍾翰林：他們的說法其實是很矛盾的。這件事情如果我是不需要他們批准離境的話，單純我跟他們說我什麼時候會回香港，但是我最後沒有回，那我也沒有違反他的監管令。他自己說他沒有限制我出入境的，我不理解。  

德國之聲：其他譬如你現在做了訪問、當局另外指控你發表危害國安的言論，這些都是違反了監管令，你的回應是？

鍾翰林：其實很明顯是限制了我的言論自由，其實我想等同於國安法的，他是嚴重地去危害了我的言論自由。那麼我有12條的監管內容，有兩條是額外新增，其中一條就是說我不能夠再去發佈一些有關有合理理由而客觀地可以懷疑會危害國安的內容。其實這跟很多的國安法法庭獲得保釋的被告需要遵守的保釋條件是非常相似的。他們的條件其實怎樣定義為一個危害國安的言論，其實這個完全是由懲教署去解釋的，是一個很含糊的一個定義，基本上可以自由地去演繹，比起警方執法使用的定義隨時可以更加廣泛。

德國之聲：你的貼文提到的線人費具體運作是怎樣？你有沒有收過？

鍾翰林：其實是不能不收的，因為從來嚴格來說，他不是問我好不好，而是他跟我說他會這樣做。他叫我去提供其他人的一些資料近況給他，然後他就會給我一些錢去支持我的生活的。他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沒有諮詢過我的意見。情況是由他說完會同給線人費後的下一次見面，他就要我說最近知不知道什麼人做過些什麼 然後我說完了，他就在臨走前給一份文件我簽。但是這些文件每一次上面都是空白的，沒有我的名字，也沒有金額，是一張空白的一張紙，簽完他們就自行處理這樣 。

德國之聲：通常他們會給你多少錢？你給到什麼資訊會給多少錢？

鍾翰林：通常是整數的五百塊、一千塊、一千五塊和三千塊。五百塊或一千塊就是最多的。其實我認為（資訊和金額）是沒有關係的，因為他很隨機的，他喜歡給多少就給多少。我覺得因為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沒有提供什麼東西給他。很坦白說我服刑兩年多，很多人這一刻我都無法聯絡，我跟社運圈是脫了節。第二就是，今時今日的香港這個環境其實也都沒有什麼空間給任何人去做任何事情，他們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提供的可能是一些過去參與社運的人IG貼文，可能吃飯去玩、跟我聊天的一些對話紀錄，就是一些很日常的內容，總之就是去滿足了他們。

德國之聲：你有沒有表達過你不想收錢或你不想提供資訊？

鍾翰林：其實我這半年來一直做的就是儘量去迎合他們的要求、迎合他們的說話，所以其實我不會這樣做的。因為我的大方向就是儘量令到他們認為我改過自身，目的就是希望令到他們對我的日常生活幹擾減低，甚至到好像現在這樣，我順利可以離開到香港。他們沒有那麼嚴密地監控我，令我能夠成功離開的機會比較高，所以我自己衡量過，始終都是迎合他們比較好。

德國之聲：出獄後這半年什麼時候令你感到狀態最差？

鍾翰林：所有事情都是逐少逐少累積回來的，但是若然你說很劇烈的恐懼感，我想就是周庭的事件公開之後。

德國之聲：有沒有什麼時刻是你會感覺到很受威嚇或者是壓力很大？ 

鍾翰林：其實壓力最大的東西反而是最日常的東西，我其實是很怕出街的，因為他們一直都聲稱掌握了我一切的行蹤。但是他們同時也要求我坦白，我平時去過的任何一個地方、見過的人、說過些什麼的，都是他們的訊息。其實我可能是沒有什麼目的，純粹想出街走走去休息一下、散步散一下心也好，有機會可能下一次的約見。他們就會問我哪一天、幾點去哪裡？為什麼要這麼做？你想像一下就是我純粹想出街走走，沒有任何目的，但是首先我出街之前我就要想好所有事情了，我怎樣去應對這幫人。我每一次去離開家裡的時候，那個精神的消耗是很大的，變相我都只是儘量把自己困在家裡。

德國之聲：這半年經常留在家裡又不敢出街，對你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鍾翰林：慢慢我發現身體出現狀況，慢慢也都發現其實自己的精神真的確是受到很大的壓力。而且我簽了國安法63條的文件，我不能夠去向任何人透露、我不能夠去找人去傾訴，同時我也不能夠自己出街去散心、去看看風景，連這些我都沒有辦法去做到。基本上我去每一天要去面對的恐懼，我要面對的擔心是完全是沒有辦法去紓解的。

德國之聲：你會怎樣形容國安犯或者社運政治犯出獄之後的這些生活？

鍾翰林：很多的政治犯，特別是可能有曝光率的政治犯，他們在出獄之後其實都有類似的遭遇，只是嚴重程度高與低。基本上一定有的，國安會持續的去約見，這些情況其實不是一些罕有的例子。其實我很坦白的，在監獄的時候我更加覺得是安心的，當然我仍然要擔心會不會有國安警員走來就我過去的一些事情說去加控我其他的事情，令到我即使是刑滿都要繼續還押。但是始終我在服刑的時候，一切都是基於法律的嘛，即使這些法律是不合理、不公義的法律。但是當我出獄之後，國安他們這些的所作所為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基本上他們是喜歡做些什麼就做些什麼，完全是零的法律基礎之下，其實我更加是不清楚他們將會對我做任何什麼的事，我完全是無法去預測、去估計。我甚至乎其實坦白說，我出來之後承受的精神壓力比起我在獄中的時候更加大。

德國之聲：在你獄中那兩年多，你會怎樣形容你坐牢的時候的心情？

鍾翰林：我在裡面坐牢的時候其實第一，首先會擔心會不會突然間有一天會警方又會來加控我什麼的罪名。第二就是其實我每一天去看著香港發生的事情，最少是用兩個小時去看報紙。我可以看到由我入獄前，相對地香港仍然有不同的人嘗試去推動民主自由，到慢慢的越來越多人被捕，以《國安法》起訴。基本上去到某一個時候，其實整個香港的反抗力量已經被瓦解了。我看著一切的發生其實很無奈、很無力，因為所有事情我都只能夠在獄中去看著一切發生。

德國之聲：你在裡面會有期待放監的心情？ 

鍾翰林：很複雜的心情，我只能夠說當時有沒有預想過會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是後來這半年出現這些情況。

德國之聲：什麼時候計劃離開香港的？ 

鍾翰林：其實下定決心是在9月之後的事情，正正就是國安警官提出來說陪同我北上那件事之後。因為我發現一直以來，他們會講只會在這一年不斷跟進我的情況、去約見我。一直以來我都幻想的是，只要捱過這一年，那他們可能就會信守他們的承諾。但是當這件事發生了之後，我就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真的不到我拒絕，只要他們下定決心要去做的、要施加在我身上，我也沒有辦法去反抗。那一次很幸運，他們沒有再去追求要求我去北上這件事，但是我認為假如他只要再一次提出的時候，其實我真的沒有拒絕的餘地。我會想的就是其實他們一直這樣維持去做，目的就是拖延我。直至下年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他們就能夠有一個法律的基礎，去根據23條去再施加其他的罪名在我身上。這一刻就是不斷去拖延我，去令到我畏懼、恐懼，從而是不敢去違抗他們的命令去接受他們的指令。

德國之聲：走前有沒有一些最後的掙扎？例如究竟要不要走 ? 

鍾翰林：情感上其實沒有了，因為其實我清楚即使我繼續留在香港也好，這個香港已經不是過去我們熟悉的香港。我留在香港也只能夠去看著香港逐步變成一個中國的二三線的城市，而我不僅要白白看著一切的發生，亦都要繼續受到國安的威脅、迫害，其實我相信這一刻我的選擇已經是最好的選擇。

德國之聲：走是你最後才做的選擇? 

鍾翰林：一直都有這個選項放在這裡，但是到我真的很肯定我要做的這個決定，真的是10月的時候。

德國之聲：2020年你想進去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最後失敗了，是你預期之外? 

鍾翰林：我是的，當時的情況是。 

德國之聲：可否形容一下當時的情況？

鍾翰林：我七月份第一次被國安拘捕、被扣留護照，以至到我去美國領事館逃逸的時間裡面，有人透過中間人聯繫我說可以協助我進入美國領事館去尋求庇護。他們自稱是一個英國港人團體，但其實一直都沒有透露他們的身份，直至到他們給了我一份文件叫我跟著去讀去錄音、交給他們，然後他們會傳給美國那邊有關的部門。在那份文件裡面，我才得知他們的團體，就是叫做「升旗易得道」。我記憶中去到前往美國領事館的當日，我是搭的士去的。當日在我下車那一刻，其實已經在旁邊有兩個男子很明顯地在監視著我，最後他們也是拘捕我的兩個國安警員。所以其實很出奇地，國安是完全掌握到我幾點會在什麼位置出現。  我沒有預計過是這樣的，但是其實在我前往領事館前幾天，我是有透過其他的人士去打探過的。其實美國領事館方面是沒有收到將會有任何人進入香港的領事館尋求庇護，有消息人士是這樣講過的。當時其實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有可疑的，但是也不排除純粹是有關資料比較敏感，所以我問的人都沒有權限知道這些消息，但是事後其實都發現整個事件是相當之可疑。我懷疑這一群人將我們的行動透露給警方，也可以見到就是及後那四個年輕人其實是不斷被他們巧立名目去籌款、去做很多事情得到一些資金的，是為了利益去行事的一幫人。

德國之聲：現在回看，有沒有預想事情會這樣發展？或者是你九年前開始參加社運時有沒有想過會這樣？

鍾翰林：第一天我已經有想過，未來有機會要坐牢、有機會要流亡海外。因為其實我很清楚的，由我第一天我主張的東西是香港獨立這件事情，是特別對於中共政權來說是最敏感、最觸及紅線的一件事情來的。那麼主張香港獨立的人，必然是會受到來自政權最大的打壓、最大的威脅，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德國之聲：為什麼當時已經這樣想呢？純粹是因為你主張的本質？

鍾翰林：可以預期的，因為我從來都不認為中共政權是能夠容許一個相對自由民主的香港政體。這件事情必然就是香港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一定會繼續惡化下去。

德國之聲：那你覺得現在是不是已經經歷了那個階後？

鍾翰林：我覺得這一刻、這幾年才是一個真正的開始，真正步入威權的開始。

德國之聲：到現在這一刻，你覺得你們付出的代價值不值得？

鍾翰林：值不值得這個問題，我想在每一個人心目中的答案都不同，視乎每一個人心裡面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我這樣想的就是，我作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這個是我的責任、我的使命。我必須要令到香港變得更加好，而不在於我是不是很愛香港。與生俱來我就是一個香港人，我就應該要做這些事情，沒有東西比起我為我的家去尋求改變來得重要。我個人的想法就是這樣，所以我不會覺得後悔。即使最後我有生之年都見不到任何的改變，我沒有辦法回香港也好。即使經歷過的一切以後，我仍然願意去相信、去期待有一天，香港會變成一個擁有自由民主的香港，香港最終會是值得我們重新驕傲的家園。

德國之聲：一些背景資料，你之前在香港是讀到中學？

鍾翰林：DSE中六畢業2019年的時候，有報但是沒有讀。因為當時2019年的9月份，我認為就全心全意去投入整場運動，我覺得會比較合適。書是可以慢慢讀，但是處於那個大時代裡可能機會只有一次，還要好好地把握。

德國之聲：當時已預計國安法一出台會很快被捕？ 

鍾翰林：其實國安法之後的香港環境是我始料不及的，沒有預想到《國安法》一實施即日早上已有幾個比較大的政治團體解散。

德國之聲：但當時你沒有想過要離開？

鍾翰林：有想過，但是最後還是留下了。我本來都是希望可以儘量能夠留在香港的就留下，希望可以留到最後一刻。

德國之聲：那現在就是你會形容已經是最後一刻了？有沒有比你預期中更快來到？

鍾翰林：現在對我來說是的，我記得是2017年還是18年做立場新聞專訪。那時候有回答過，我估計10年後的自己可能是因為政治而坐牢了，又或者是以為是政治而坐牢了或已經流亡海外，那結果來到2023年年尾而已，兩件事我已經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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