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認為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的北京之行可能會是另一個讓中澳關係回溫的一個契機嗎？

貝姆：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上個月在G20的會晤是一次重要而快速的會晤。雖然會議只進行了31分鐘，但兩人能夠從最高層重新關注中澳關係。這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習近平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所以中國其他處理與澳大利亞關係的人都會聽從他的指示。

兩人在G20的會議不僅僅是象徵性的，同時也發出一個信號。而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本週要在北京出席的其中一場活動是為了紀念中澳建交50週年，這也是一個象徵性的事件，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象徵性具有巨大的意義，因為它表明澳大利亞和中國重新開始經營正常、成熟、有管理和校準的外交關係。

我不認為我們會看到任何重大聲明，我也不認為中國會宣佈結束對澳大利亞進口產品的制裁。我認為接下來一兩個月內，這些爭端會逐漸被放鬆，而這是出於直接外交的結果，而非中國或澳大利亞作出讓步。我認為澳大利亞與中國會適應亞洲新的戰略現實，所以雖然黃英賢出訪中國是一次重要的會議，但我們不該對其進行過多解讀。

德國之聲：從澳大利亞的角度來看，阿爾巴尼斯政府處理與中國外交關係的方法與莫里森政府的方法有哪些根本性的區別？

貝姆：這兩個政府的處理方式有一些重大區別。首先，阿爾巴尼斯政府沒有把與中國的關係作為澳大利亞國內政治辯論的一個要素。莫里森政府傾向於做的是，利用國際關係來發揮其國內話語權，試圖藉此表明其是一個強大的政府。

兩者的區別是，阿爾巴尼斯政府想證明它是一個成熟且有能力的政府，而它願意以專業和外交的方式來管理與中國的關係。第二個區別是，上屆政府更傾向於使用對外宣揚的方式，對雙邊關係的各個方面做出非常強烈的公開聲明。

阿爾巴尼亞政府完全理解在香港和中國的人權問題上，中國與澳大利亞存在分歧。但它並不試圖用大量戲劇性的方式來處理這些問題。相反地，他們更願意私下悄悄地提出這些觀點，並繼續處理澳大利亞和中國之間重要的政治和經濟關係。

德國之聲：目前兩位澳大利亞公民成蕾和楊恆均仍然被拘留在中國。你認為黃英賢這次出訪中國，能為這兩個案件取得外交突破嗎？

貝姆：我認為這些案件有可能取得外交突破，而且我認為澳大利亞政府將以安靜的外交方式來完成。我不指望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在週二與王毅會談後對外表示：「一切都解決了，他們都被放出來了。」

我認為會發生的是，在接下來的短時間內，領事訪問的頻率跟方式會產生變化。我認為兩國政府也會討論，如何使這兩人中的一個或兩個人，獲得自由並被遣返回澳大利亞。兩國政府之間將針對這些案件進行緩慢而謹慎的討論，雙方不會有大量的宣傳。這將是一個安靜和成熟的外交案例。

德國之聲：自上台以來，阿爾巴尼斯政府試圖採取務實的方法來恢復與中國的關係，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與太平洋地區的盟友接觸，而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野心，也在澳大利亞引起一些擔憂。您認為阿爾巴尼斯政府會如何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並與確保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貝姆：澳大利亞與黃英賢會關注澳大利亞本身在太平洋地區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圍繞著和平、繁榮、人類安全與太平洋島國跟澳大利亞的互動。他們不會專注於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野心。

澳大利亞將與太平洋島國討論如何促進雙邊合作，如何讓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國的利益吻合，如何讓太平洋島國建立自己的經濟，如何讓他們透過移工計畫進入澳大利亞經濟，或如何讓太平洋島國更容易獲得商品，以及享受澳大利亞的其他服務。

澳大利亞將不再從與中國競爭的角度，來處理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而是從澳大利亞的利益與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利益吻合的角度，來處理與太平洋地區的關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但這並不代表中國變得不重要了。

中國仍然是澳大利亞關注的問題，但它並不是開展外交的主導因素。我認為，澳大利亞在太平洋和東南亞的外交中的主導因素，是確認雙邊關係中，澳大利亞的利益與太平洋和東南亞國家的利益有吻合之處。這種作法不是通過更多的競爭結構，而是通過與這些地區國家合作的結構去執行。這是一個框架和目的上非常重要的區別。

貝姆（Allan Behm）是澳大利亞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安全事務項目主任，也是黃英賢的前資深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