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709大抓捕對維權律師是一個「清洗」
2019年7月9日德國之聲: 可以請您概述一下四年前709大抓捕發生時的情況嗎?
滕彪: 中國政府對民間社會跟維權運動的打壓其實在709大抓捕前就開始了。習近平上台前,中國政府對維權運動的打壓便存在。 有些律師被吊銷執照、判刑或是律師事務所遭關閉。 但是習近平上台後,打壓的程度跟範圍都大大加劇。 2012年底習近平在擔任總書記後,他便開始對不少被列為邪教的宗教團體進行打擊。 然後到了2013年3月份,中國政府對新公民運動開始進行抓捕。 此外,女權運動、智庫或是NGO也都受到衝擊。 所以在2015年709大抓捕前,對維權運動的打壓已經開始在積累。 有些知名的人權律師在709發生前也早已被抓捕判刑。
2015年7月9日凌晨兩點多,王宇律師跟包龍軍律師他們從家裡被綁架,而隨後便有不少律師被抓走。 在隨後的幾個月中,超過320個人權律師受到影響。 有些人被綁架失蹤,有些人被問話,也有些人被短暫拘留後釋放。 不少人與他們的家人都被限制出境。 所以其實709大抓捕並非突然產生,而是有其他事件累積而來的結果。 此外,因為中國政府對社會中各種爭取人權與民主的力量都進行打壓,所以他們不可能放過維權律師。
德國之聲: 那在709大抓捕發生後,中國國內法治界的氛圍如何?
滕彪: 在剛開始的時候,只要有律師被抓,大家都會去聲援或是提供法律援助。 但當時打壓的規模跟速度是非常的厲害,不少律師的律師跟聲援他們的公民都被抓或受到警告跟騷擾。 那沒有被抓的人,還是持續替這些被捕的成員呼籲。 到最後,只要敢說話的都差不多被抓了。 這對維權律師的群體來說,是一個清洗。 幾乎所有活躍的人權律師都受到打壓,沒有例外。
德國之聲: 709發生後的幾年,中國國內維權運動的發展是否受到很大的打擊?
滕彪: 由於所有活躍的人權律師都被關起來或受到極大壓力,維權運動在709之後進入了一個低谷,但仍有一些律師堅持發聲或做一些人權的工作。 此外,也有一些新的份子加入維權運動的行列中。 但總體而言,整個打壓是非常劇烈了,原本敢發聲的現在都被控制住了。 整個維權運動也不得不轉換一些更小心或低調的策略,這也一直持續到現在。
因為維權律師群體受到的極大迫害,所以敏感案件或人權案件要不是沒有人權律師介入,不然就是這些律師介入的方式跟以往能產生很大影響的作法也不同。 以前各種網路的傳播以及街頭的集會的活躍狀態也都不存在。
德國之聲: 有哪些709律師團的成員雖然未被關押,但後來仍因被打壓而生活陷入困難?
滕彪: 其實2013年前,包含我本人在內的一些律師也被吊銷執照,但數量跟後來是完全沒辦法比的。 在709之後被注銷律師證或拒絕年檢的律師,可能至少有50人,包含一些長期堅持在第一線維權的重要律師。 被吊銷律師證後,絕大多數的人都面臨經濟困難。 像劉曉原就因為無法代理案件跟沒有收入,被迫去賣老鼠藥之類的。
那有些709律師團的成員因長期遭關押受酷刑,身體狀態非常糟糕,但當局即便在釋放他們後,仍然不允許他們有正常就醫的機會。 這不僅僅是經濟上面臨的窘境,在身體健康上他們也受到直接威脅。
德國之聲: 709大抓捕後,不少律師的妻子便開始聲援她們的丈夫,並參與維權運動。 這樣型態的維權模式在中國的社會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滕彪: 709律師妻子們的呼籲與抗爭也引起很多人的關注。 她們的行動跟勇氣持續到今天已經四年了,是非常令人敬佩的。本來丈夫被抓,妻子去營救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中國的情況下,往往一個人權捍衛者或良心犯被抓後,家人要受到很大的壓力。 中國當局會嚴厲警告她們,要是敢呼籲的話,她們也會一並被抓捕。 政府也有可能叫她們別向外界透漏任何訊息或是去聲援,並承諾只要老實的在家中待著,他們會盡早釋放這些良心犯或輕判。
很多良心犯的家屬要不受到威脅,要不然就是受到哄騙而不敢發聲。 但709律師的妻子們反而因集體抗爭而得到不少關注與支持。這也很難說是抗爭的新型態,只是在中國這種環境下,這樣的抗爭型態是很不容易的。 之前也有一些良心犯家屬的抗爭引起媒體關注,但基本上都是個案。 而709是一大幫律師被抓,然後這些律師的妻子便聯合起來去進行抗爭。 她們不但替自己家人呼籲,也替其他人呼籲。 她們不僅僅是良心犯的妻子,而是變成人權捍衛者。 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德國之聲: 由於中國政府透過各種手段打壓公民社會的程度已遠遠超過四年前,您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維權運動未來會如何發展?
滕彪: 現在中國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完全不能與江澤民或胡錦濤時代相比,而維權運動或是市場經濟都是在特定的環境下而發展出來。 維權運動在習近平上台前,一直有比較多的空間來快速發展。 隨著習近平對社會的控制大大加劇,並對所有民間力量進行徹底打壓,各種律師、記者、學者或宗教都被全面打壓。 維權運動在這樣的環境中,也陷入一個低谷。
有些人也說維權運動已經終結。在我看來,反抗仍在持續,而抗爭的人還在堅持,但是維權運動能否恢復到2013年前的活躍水準,我覺得很難說也很難樂觀看待。 高科技對活躍人士的監控與跟蹤都是非常有效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能提前預防或中斷維權活動。 所以除非有更大的外部力量介入,否則單靠中國國內的抗爭是沒辦法讓維權運動水準恢復到習近平上台前的程度。
德國之聲: 在習近平的治理下,您對中國法治體制的發展有什麼樣的看法?
滕彪: 法律體系一直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操縱之下。 無論是警察、檢察署或律師體系,中國共產黨都能完全操控。 維權運動在過去有發展空間並不是因為當局沒有打壓,而是它還沒有發展到讓中國共產黨恐懼的程度。 所以無論習近平上台前後,中國共產黨對司法是可以完全控制的。 那現在整個律師行業也被中國共產黨完全控制,維權律師在整個律師行業中只佔極少數。 大多數律師不關心人權案件或是不敢碰,要不他們就是幫助中國政府說話。 在中國一黨的體制下,法律沒有獨立的地位,那靠少數的人權律師來爭取司法獨立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政治體制不變的話,真正系統性的保護人權是不可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