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台灣8日確認有另一起由Delta變種病毒所引發的本土群聚感染。您認為這個傳染力更強的變種病毒會為台灣的防疫政策帶來哪些主要的挑戰? 

紀駿輝：從技術面來看，台灣4月下旬到5丶6月的本土疫情帶來的挑戰是，當時造成本土疫情的是Alpha變種病毒，也是台灣境內第一次有大規模的新冠變種病毒傳播。當時台灣有些措手不及，因為Alpha變種病毒的傳染力已經比最原始的新冠病毒高出50%，所以台灣一時無法應付更強的傳播速度。

同時，台灣人當時也存有儌倖的心態，因為在那之前，台灣經歷過4次本土疫情危機，但台灣都安然度過，所以當時有部分人也認為台灣能跟過往一樣，在短時間內防止疫情擴散，但結果卻很不一樣。

在上一波疫情控制住後，台灣現在面對傳染力又更強的Delta變種病毒帶來的威脅，所以台灣需要採取的疫調與檢疫隔離政策都需要比5月改採取的政策還更嚴謹。必要的時候，可能台灣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會需要介入，而不是只被動的等各縣市進行疫調。

在今年5月與6月本土疫情爆發時，台灣有遇到台北市或新北市防疫步驟稍慢的情況，那因為Delta變種病毒的傳染力比Alpha變種病毒還高出至少50%，所以台灣的防疫速度千萬慢不得。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Delta在全球多國都散播的很快，所以可見這個變種病毒的傳染力有多高。我之前也提過，台灣過去對新冠病毒透過氣溶膠的方式傳播比較忽視，台灣的防疫策略都比較著重在飛沫傳染。然而，飛沫傳染與氣溶膠傳播的方式非常不同，現在已經有更多證據支持無論哪種變種病毒，所有新冠病毒傳播的最主要途徑是氣溶膠傳播，而非飛沫傳播。

我不確定台灣是否已改變其防疫政策的重心，因為我看台灣的衞生官員仍比較強調飛沫傳染。例如說現在在餐廳內用，台灣仍主要仰賴塑膠隔板，而雖然隔板對飛沫傳染防治有效，但對氣溶膠傳染防治不但無效，甚至還惡化。近期一篇發表於「科學」(Science) 期刊中的論文指出，氣溶膠傳染防治的措施除了在室內戴口罩外，還要讓空氣流通以及使用空氣過濾。

論文中也提到，台灣餐廳廣泛使用的塑膠隔板會對防治氣溶膠傳染造成反效果，因為它妨礙空氣流通。而現在我們都知道感染到Delta變種病毒的病人，體內平均的病毒量是過去原始病毒的1000倍，這些病人會散播出來的病毒量是過去的10倍。因此在防範的時候，室內要保持空氣流通，口罩也要戴的很小心，也要戴的正確。

過去口罩若沒戴好，可能問題還比較小。但如果你去的場所有一個Delta變種病毒的感染者，他會散播的病毒量是過去的10倍，所以可能吸入的病毒量也比以往多。另一個令我比較驚訝的是，這次新北市托兒所群聚事件中的老師雖已有症狀，但仍然去托兒所上班，這也表示台灣的衞生教育做的可能仍不足，所以也顯示衞生教育可以加強的空間，讓社會大眾瞭解有症狀就要去檢測，並避免去學校或工作場所跟同事接觸。

德國之聲：這波疫情爆發後，台灣也有一些關於政府該何時調整新冠警戒等級的討論。您認為台灣在應對更具傳染力的Delta變種病毒時，政府該如何針對調整防疫強調來做出正確決策？

紀駿輝：站在決策者的角度來說，要不要升高新冠的警戒等級是非常困難的決定。上波本土疫情，台灣維持了兩個多月的三級警戒，而這種類似封城的作法其實對社會中低階層造成最嚴重的傷害。對中高階層的人來說，他們的工作性質比較有彈性，但對社會中低階層的來說，遠距工作是不太可能的。

台灣目前的勞工條件，並沒有提供社會中低階層的人遠距工作的條件，這個問題也在上一波本土疫情中顯現出來。工廠在三級警戒中持續運行，而政府對這些勞工的保護不夠，做小生意的人也必須繼續維生，但他們的生意也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些都是政府必須考量的地方，所以是否要升高防疫的等級，對政府來說非常困難，他們必須在生命與生計之間做抉擇。

這次並非台灣首次接觸到Delta變種病毒，在今年5月初，有一對從秘魯入境的祖孫帶著Delta變種病毒進到社區。當時屏東地方政府即時發現在當地有小規模的感染，他們立即小規模的檢測與隔離，後來成功抑制了病毒的散播。

我猜想，台灣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目前在考慮的是希望如果能在短時間內找出感染源，便能以高密度但小規模的檢測與隔離來防止Delta變種病毒持續傳播。但如果短時間內指揮中心無法查出感染源的話，他們可能需要採取比較廣泛的防範措施。

此外，如果台灣政府太輕易地升級，會產生防疫疲乏，結果就會是即便政府升級，還是會有部分民眾放鬆。他們必須考慮的是要全面升級還是局部升級。我目前的觀察是，即便要升級，也不到全國要一同升級的地步。我猜測的是，現在指揮中心在考慮升級的選項時，是否也有考慮在二級與三級中間取一個平均值，也就是升級至2.5級而不是3級。升到三級，對台灣民生經濟會有很大的負面影響，所以我想這些都是指揮中心在考量的。

台灣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疫苗施打率仍不夠，所以台灣政府必須改變的是施打疫苗順序的考量。我認為當Delta變種病毒進入到社區時，台灣的疫苗施打政策要改變。原先讓更多人打第一劑疫苗的政策是對的，但現在各國的證據都顯示，面對Delta時，只打一劑疫苗的防範效果很低，倒是兩劑疫苗的保護力很高。

我們必須瞭解到的是，去年在緊急研發新冠疫苗時的保護力目標不是防止感染，而是防止死亡與重症。目前為止，不少台灣媒體都誤解美國的情況，不斷報導美國在這麼多人打完兩劑疫苗的情況下，疫情還那麼嚴重，證明疫苗沒有用。但這是完全錯誤的解讀，因為疫苗的目標不是在防止感染，而是在防止死亡與重症。

台灣面臨的問題是，目前完整施打兩劑疫苗的人口還不到5%，因為台灣的目標是要更廣泛讓很多人都打到一劑疫苗。但在Delta病毒進到社區後，台灣政府應該要調整這個政策，讓感染病毒後容易產生重症跟死亡的人優先打第二劑。一方面是要降低死亡率，一方面是要預防醫療機構負擔過重。

德國之聲：台灣目前因面臨疫苗數量不足的困境，全面疫苗施打率也無法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認為台灣大約在哪個時間點可以把防疫概念從關注在壓制染疫數字到注重降低死亡與住院率？

紀駿輝：我認為施打兩劑疫苗的比率至少要到達50%，而且50%不是平均，而是要確保有高感染風險的人都有打兩劑疫苗，台灣才有可能邁向與病毒共存的階段。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下，台灣應該要優先考慮讓年長者與有慢性病的人完整施打兩劑疫苗，這也就是要降低死亡與住院率。

如果台灣能透過這種方式把施打兩劑疫苗的比率提高至50%，並在高度有效治療新冠的藥物成功研發出來後，將兩者合並使用，台灣便能很快進入與病毒共存的階段。我常強調，這個大規模疫情會結束，但新冠病毒不會消失，所以與病毒共存會是未來必然出現的一個階段。

紀駿輝是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全球衞生中心主任，長期研究台灣公共衞生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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