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李成教授， 您認為G20杭州峰會能稱得上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嗎？

李成：我在杭州峰會前的一篇文章裡提到一個峰會是否成功有兩個標準，首先，20國國家領導人共同會聚中國，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功。我們知道，目前世界上政治、經濟、安全的格局都發生了很多變化，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各國都面臨很多挑戰。各國領導人都要處理國內許多緊迫的問題。在這一情況下，能召集20國領導人到杭州來，儘管他們的想法不一樣，對中國的看法也不一樣，他們能來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成功。這體現了中國的召集能力以及在國際事務當中地位的提高。

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第二個標準更重要。這就是看G20杭州峰會能不能成為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會議。這個會議必須有實質性的推進國際治理的內容，要有建樹性和前瞻性的發展潛力。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杭州峰會也是成功的。

德國之聲：不過，能讀到的各方反應對這次峰會的評價不光是"成功"。

李成：當然目前各國的反應不一樣，媒體報導的也不一樣。一些西方的報導跟中國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有些報導其實是在炒作新聞，包括歐巴馬總統到中國後出現摩擦的報導佔據美國媒體的主要地位。而中國的報導都是自己想聽的東西，這也不是開放式的報導。這兩方面需要打些折扣。這也造成人們對這次會議評價不一。

但從客觀、長遠的角度來講，我認為，G20杭州峰會是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全球事務上第3個有建樹性的事件，第一個是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第二個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會，第三個就是本次峰會。第一和第二個事件都是中國在體育、文化以及貿易領域走上世界，開始扮演重要角色。而G20卻牽涉了全球經濟、金融、政治、安全以及環境等重大領域。

德國之聲：本次峰會同以往相比在內容上有哪些自己的獨特之處？

李成：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很大變化，西方和其他國家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些不夠瞭解的地方，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本次會議最重要的核心詞匯是"創新"。創新的含義包括對目前全球經濟、政治版圖的一個重新再定位。也就是說，今後的世界更多的將是以一個G20這樣的形式，而不是G7這一發達國家的模式，更不是一、兩個國家說了算的模式。這一點意義深遠。不過，這只是一個機制，而不是一個權威或政府。它牽涉出另外一個詞匯"治理"。它對未來世界政治、經濟、金融當中的治理以及治理機制的討論，也是前所未有的。在經濟危機還沒有結束、各國還存有很大問題的時候，尤其是反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情況下提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方案，這一點非常重要。

德國之聲：中國希望把怎樣的優勢傳達給世界？

李成：中國希望未來在貿易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更大作用。中國的科技創新並不是全球最領先的，以美國和德國的西方國家佔有很大優勢。但中國在商業模式上做得非常好，比如網路經濟、電子商務等，在這些領域其他國家已對中國刮目相看。我們知道，在商業模式上，中國採用的並不是西方的模式，也不是中國以前的傳統模式。中國通過網路的迅速發展，以及對消費者的仔細觀察，緊密聯繫城市化發展，結合西方和中國的特點產生的新模式。

就中國基礎設施領域的引領作用來說，中國出現的經濟奇跡離不開基礎設施的建設。中國的村官會告訴你，他的村子不是因為富裕了才去建公路，而是因為建了公路才變得富裕了。把它用到國家的發展上，中國過去30年來的發展也是這樣，現在的一帶一路以及亞投行，都是通過基礎設施的發展來減少全世界的貧富差距。這次中國對自己發展模式本身，尤其是在發展中對環境造成的危害有了更新的認識，因此現在的城市化和發展模式要發生根本變化，而中國和美國簽署巴黎協定起到推動的作用。習近平主席作出承諾在鋼鐵業方面更多考慮各國對中國的批評，包括減縮中國鋼鐵企業的生產，甚至關閉企業。

德國之聲：那麼G20杭州峰會拿出了哪些內容能夠讓它成為一次歷史性會議？

李成：這個問題要讓時間來解答。但是它的定位以及方向，以及它達成的共識是有意義的。我們可以發問，這個會議對世界和平和發展是否起到積極作用。我認為，在這一點上，答案非常明確。它對世界秩序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有著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在西方反全球化達到高潮的情況下，在英國脫歐，在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都對全球化持批評態度的情況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認為全球化只給西方帶來好處的情況下，強調世界合作和經濟開放與發展，是非常有價值的。

德國之聲：中國提倡"創新"，也意味著突破現有的世界秩序，而這會構成同美國的衝突。有衝突就會有後果，也可能是非和平的。那麼，怎樣解釋您說的這次會議是一次為世界和平做出的貢獻？

李成：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至少表面上、其實不少心裡也是這樣認為的，即"我們不反對中國的崛起，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是我們西方發達國家21世紀所面臨的課題"，這是發展的趨勢，沒有人可以阻擋。歐巴馬在不同的場合都講過，"歡迎中國的崛起，如果這一崛起是和平的"。他在不同的G20峰會上都表明了這一點。2009年，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通過歐巴馬的極力推動才產生了G20峰會。這表明，"我們需要世界合作，需要共同解決面臨的問題。"美國和德國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沒有在全球化中受益的國家，要尋找自身的問題。而且通過不斷治理，以及不斷的國際對話，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這次會議提出包容、基礎設施的發展、脫貧，都是希望改變這一情況。

西方對中國的某些批評是有道理的。創新離不開經濟的全面開放，也離不開政治的開放。而人們看到最近數年當中中國並沒有在政治上開放。經濟的全面開放又離不開政治的開放，離不開知識界、學界的活躍，因此中國需要克服一些障礙。

德國之聲：中國對峰會的安全問題高度重視，杭州都出現了"空城"的現象。

李成：中國對峰會的安全問題控制的緊一些，我認為沒有什麼錯。如果安全出了問題，整個會議都會大打折扣，或者變成完全的失敗。中國對安全的考慮，我沒有太多批評。但不論在媒體報導上，還是在讓與會者同民眾的接觸上，更應該開放一些。中國在國際上的領引作用，還需要中國本身的政治發展。這應該是中國領導人應該關注的問題。

德國之聲：您剛才說到中國政治需要開放，但又評價G20杭州峰會"是一次成功的會議"。會不會有人反問：為什麼還要繼續開放政治，我們沒有它，不也照樣能夠舉辦成功的峰會？

李成：有兩種理論，一種認為，由於成功而無須變化；但另一種理論則是說，正因為成功，才更應該把政治資源用到該用的地方。也就是說，由於有了自信，才會開放。這兩種假設都存在。我覺得，我們不能過度強調一個而忽略另外一個。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時是因為有壓力才發生變化，有時是成功帶來變動。但不論壓力還是成功，它們都會跟未來中國聯繫在一起。不可想像，中國未來會沒有壓力，因為中國的問題實在太多。我們可以有充足理由表明，中國正處在一個重要時期，近代史以來，中國還從未像今天這樣得到世界如此廣泛的尊重。成功也會帶來更多的變化。這一切告訴我們，中國的社會並不是靜止的，中國的發展與動態同其它國家相比，要劇烈得多。這兩種力量都在促使中國發生變化。不論自上而下，還是從下而上，它們都存在，它們的互補性使中國不斷發生變化，使中國能再度成為當今世界的亮點。

李成是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及外交政策項目資深研究員。他同時也是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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