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網上看到陳小魯等四名中共黨員致中共十八大代表的公開信。陳小魯是陳毅元帥的小兒子，六四前是鮑彤手下的得力干將，六四後脫離仕途，下海經商。他與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馬文瑞之女馬曉力等人，是「紅二代」中傾向憲政民主一翼的代表性人物。公開信指出：十八大黨代表在黨代表大會開會期間，「政治地位，權利和義務等同於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公開信作者呼籲：「黨組織應為黨代表提供方便，根據黨代表的需要，配備文秘人員、提供電腦、通訊等必需條件，並根據黨代表的要求安排調查、訪問、座談、咨詢、查閱文件、檔案等活動。」黨代表應「向社會公佈個人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地址和通訊地址，便於黨員和群眾與你們直接聯繫，便於你們更廣泛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改變歷來黨代表大會走形式，走過場的傾向」，履行好黨章賦予黨代表的各項職責。

筆者與陳小魯是北京八中的校友，在六四前也有過一些個人交往。筆者相信陳小魯等人寫這封公開信是出於一片赤忱之心，也希望中共十八大的會務組織者和代表們能夠響應信中的呼籲。但是，筆者要對該信中的一個說法提出商榷。公開信表示希望「十八大能夠發揚我黨粉碎『四人幫』後理論務虛會和四千人大會的優良會風，充分發揚民主」，似乎曾有一個「理論務虛會和四千人大會的優良會風」，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粉碎『四人幫』」以後，確實有過一個「充分發揚民主」的中共高層會議，那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上，與會代表突破了會議組織者的原定框架，做出了為彭德懷等人平反、為1976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中央工作會議的主持者是華國鋒，率先沖破會議原定議題的是陳雲，這個「黨內民主」範例的出現，並不是鄧小平的功勞。而當鄧小平成為黨的「核心」以後，「充分發揚民主」就始終是一句空話。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於1979年1月18日召開，4月3日結束，會議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與會代表「以實踐標準的精神廣泛地涉及到建國以來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各個方面」，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全面否定了中共十一大仍表示要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會議氣氛非常活躍。到第二階段，風向突變，鄧小平在全體會議上做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會議戛然而止。在會場外，隨即逮捕了魏京生、任畹町等民主牆活躍人士。

1980年秋，中共黨內4000高級幹部（中央機關約1000人，地方、省軍級幹部3000人）加上當時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了一次大討論。郭道暉認為，如果說理論務虛會是理論界的思想解放，那麼，這次討論會就可以說是黨內高層幹部的一次思想解放。許多參與討論者反對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分開論述，反對說文革前17年沒有路線錯誤，反對把毛澤東「同林彪、四人幫區別開來」，強調「建國後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不能迴避」，「可以寫出一個《論毛澤東同志的左傾修正主義》小冊子。「」毛主席的錯誤太大、太多。很難把毛的錯誤思想排除在毛澤東思想之外。」李維漢列舉了毛澤東錯誤的十大方面：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不熟悉工業；不懂政治經濟學；不研究經濟規律；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夏衍用16個字概括毛的錯誤：「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裡藏針。」胡克實說，毛「出爾反爾」。李銳說，毛「翻雲覆雨」。張愛萍說，毛是「言必稱秦始皇」。孫冶方說，毛「熟讀的不是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線裝書看得太多，把封建社會帝王將相的權謀用到黨內鬥爭上來了」。宋敏之說，毛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方毅說，「歷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然而，鄧小平、陳雲、胡喬木等人否定了黨內高幹的主流意見，堅持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歷史問題決議。與此同時，鄧小平等人打壓了正在高校中進行的基層人民代表競選運動，並在全國逮捕了徐文立、王希哲等民主牆與民刊活躍人士上千人。

理論務虛會與4000高幹大討論，均為虎頭蛇尾、黨內民主討論被少數權勢者扼殺的歷史悲劇。黨內與鄧小平意見相左者沒有像彭德懷那樣被打成「反黨集團」（黨外持不同政見者則照樣被打成「反革命」），僅憑這一點並不能被稱為「充分發揚民主」的「優良會風」，真正按照多數人的意見辦事才是民主制度、民主精神。

葉劍英在1978年12月說過一段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種局面得以出現，是始於九一三事件、四五運動達到高峰的「非毛化」思想解放運動的結果。而理論務虛會與4000高幹大討論的半途而廢（以及對民主牆與民刊運動、高校競選運動的鎮壓），則是這一次思想解放運動歷史侷限性的表現。三十年前的「非毛化」，只是否定了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思想和文革路線，而沒有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專政理論和極權體制。

今天，我們需要有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能僅僅停留在溫家寶批判文革路線或者緬懷理論務虛會與4000高幹大討論的「非毛化」的水準。它要全面反思「毛時代」與「鄧時代」，重點應當放在後一方面。由於「鄧時代」繼承了「毛體制」的上層建築，今天的「非毛化」就必然具有「非鄧化」的含義。

正如「非毛」並不意味要否定毛在1940年代的敵後抗戰以及他當時對於羅斯福「四大自由」的鼓吹，「非鄧」也不意味要否定鄧的對外開放與市場化方略。不論是「非毛」還是「非鄧」，都是要清算他們背離「自由、平等、博愛」普世價值以及「全球民主化」歷史潮流的那些東西。

沒有一場深刻的群眾性的思想解放運動，想要把中共十八大開成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具有歷史轉折性意義的會議，只能是一場春夢。

作者：陳子明

責編：洪沙

作者簡介：陳子明，1952年生人，畢業於北京化工學院和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中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民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曾任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經濟學周報》總經理。多次因參與民主運動繫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