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正式成立，被官方定義為「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偉大實踐。在當時的宣傳中，這象徵著新疆各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然而，美國羅斯-豪曼理工學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新疆問題專家葛羅斯(Timothy Grose)教授指出，如果回顧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官方同化政策「一定程度的連續性」。不過，這並非一個直線性的過程，它一直要面對各種變數，在隨後幾十年的歷史中逐漸一一浮現。

與自治區同年成立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集黨、政、軍、企為一體的特殊組織。它以「屯墾戍邊」為使命，深刻地改變了新疆的經濟結構、人口分佈和社會面貌。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Simon Fraser University）的新疆問題專家拜勒（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兵團在歷史上就扮演了國家先鋒的角色。它不僅在鞏固控制方面發揮作用，還與刑罰系統和監獄系統密切相關，在新疆近幾年的大規模拘留系統中扮演了領導角色。

1960年代初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在新疆邊境地區進行政治鼓動。1962年，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超過六萬名中國公民越境進入蘇聯，史稱「伊塔事件」。這一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在新疆面臨的首次嚴重信任危機，北京對少數民族忠誠度的疑慮也因此加劇。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時期，包括維吾爾文化在內的少數民族文化曾經歷了大約15年到20年的文化復興期。圖為1987年一位年輕的哈薩克牧民騎著馬，背著一台音響，去和朋友們聚會。

從80年代的文化復興與騷亂並行，到90年代暴力事件頻發，新疆的民族矛盾在不斷累積。2009年的烏魯木齊騷亂是衝突的頂點。然而，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直到2013年和2014年，維吾爾人實施的暴力事件「才真正符合國際上對恐怖主義的界定」，特別是發生在昆明的襲擊事件。這些事件被中國官方定性為類似於"中國的9‧11"事件，這真正成為了構建高科技監控系統的動力。

2014年「嚴打」後，新疆迅速被高科技監控網路覆蓋。人臉識別、大數據和人工智慧被用於預測和管控社會。學者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在高科技監控系統的輔助下，「非本地人、非維吾爾人、非哈薩克人可以自由旅行並感到完全安全」。而中國官方可以通過車牌識別、人臉識別和手機Wi-Fi探測器等方式，追蹤居民的數據、行動和數字歷史。

自2017年起，一個龐大的「再教育」拘留營系統在新疆各地出現。官方稱之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旨在「去極端化」。Darren Byler 教授分析，該系統最初借助「診斷工具」，通過掃描手機等方式決定誰應該被送進拘押營。隨後，該系統轉變為「訓練人們應該如何參與勞作」的工具，目的是培養「一個順從的群體」。

身份的重塑是系統性的。近年來，新疆教育系統全面轉向普通話教學，同時官方通過「靚麗工程」等活動引導社會審美。中國研究學者 Timothy Grose 教授認為：「這場運動的核心，是通過重塑教育、審美和語言，來切斷維吾爾文化的代際傳承。其最終目的是創造出一代與自身文化和歷史脫節的『新公民』。」 Grose 教授強調，所有這些政策都旨在「掏空」維吾爾身份中伊斯蘭教和突厥語言等「最有意義的元素」。

近年來，「大美新疆」成為中國國內旅遊的頂流，被官方視為其治理成功的最終證明。這種旅遊熱潮將一種被允許、被規範，幾乎普遍是歌舞的「維吾爾文化」商品化和奇觀化。Timothy Grose 教授指出，「旅遊業的蓬勃發展有幾個目的」，其中之一是讓遊客「親眼看到」這種文化的蓬勃發展，從而對新疆「侵犯人權的指控產生疑慮」。

為了配合旅遊業發展，許多城市開始拆除街頭部分安裝在表面的監控設備。這究竟是真正「正常化」的開始，還是一種治理策略的轉型？Darren Byler 教授認為，監控系統「主要是對局外人變得不那麼可見了」，但如果你是維吾爾人，這些監控工具對你來說「仍然非常有效」。他補充說，「有很多監控在後台發生」，大多數人不會意識到。

從「民族自治」的承諾到「全面社會重塑工程」，新疆在70年裡走過了一條曲折且充滿爭議的道路。今天，在旅遊熱的表象之下，一個高度管控的社會新形態已經成型。（資料圖片顯示1996年7月22日倒塌的白楊河大橋，阻斷了通往烏魯木齊的陸路交通）

為理解這段複雜的歷史，兩位新疆問題專家強調了兩個核心事實。第一，與新疆的深刻關聯： Timothy Grose 教授強調，任何遊客都應該承認並認識到，他們所前往旅遊打卡的新疆，原本是維吾爾人和哈薩克人合法生存的家園。他們與這片土地的「深刻的聯繫和歸屬關係」是遊客需要理解和重視的。

Darren Byler 教授指出，中國警方用於界定「極端分子」的「75種極端主義行為清單」是「非常非常廣泛的」。其中包含了「齋月期間的禁食、保持清真標準」等基本宗教習俗。他總結道，這說明維吾爾人被針對的原因「並非真正與政治傾向和暴力有關」，而是基於他們的「種族和宗教」身份，這與「世界上任何其他反恐計劃都截然不同」。

中國自2017年起在新疆大規模設立所謂再教育營，拘押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德國獨立學者鄭國恩（Andrian Zenz）的研究首先披露了這一現象。國際媒體從2018年初開始對此報導，逐漸揭示有關拘禁營內強制勞動、虐待、洗腦等侵犯人權的做法。

中國官方稱這些教育營為「職業培訓中心」，其目的是杜絕極端主義、為維吾爾人提供就業技能。2019年12月9日，新疆自治區政府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宣佈，所有學員已經「結業」，開始新生活。但仍有很多海外維吾爾人反映家人被拘禁。

人權組織還指責中國在新疆實施全民監控、文化同化、剝奪宗教自由、強推節育以控制人口增長等措施。北京始終否認所有對新疆侵權行為的指控。2020年，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還曾宣稱中國的治疆政策「完全正確」、「成果顯著」。

2020年7月6日，兩個流亡海外的維吾爾人團體委託律師向海牙國際刑事法院遞交訴狀，控告中國政府犯下"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並提交了有關證據。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名列被告。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任務是為種族滅絕、戰爭罪行和其他暴行的受害者伸張正義。但中國不承認其管轄權。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土耳其總理艾爾多安一直對中國對待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方式提出強烈批評，甚至在2009年新疆發生騷亂後譴責中國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據報導，當時有很多維吾爾人逃亡到土耳其。然而從2016年開始情況發生變化。隨著中國與土耳其的經濟關係升溫，艾爾多安政府不再批評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網站2月19日報導，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辦公室於年初得出結論認為，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的大規模監禁和強迫勞動屬於反人類罪行，但沒有足夠證據證明中國在新疆進行了「種族滅絕」行為。報導援引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司法專家Richard Dicker說，「種族滅絕是很難在法庭上證明的」，因必須確認犯罪者「有非常明確的意圖「，「基於某個群體的宗教，種族或民族背景，消滅全部或部分人口」。

2021年1月19日，在川普卸任前一天，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稱中國迫害維吾爾人的作法已犯下「種族滅絕與反人類罪」。繼任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 在19日的確認聽證會上向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表示，他同意蓬佩奧稱中國迫害維吾爾人之舉為種族滅絕的聲明。

英國首相約翰遜認為，「認定種族滅絕是法律問題，但我可以說，我認為新疆正在發生的事、針對維族人發生的事極其令人憎惡。」英國下院已否決疑似針對中國的「種族滅絕修正案」。 假如該案通過，英國將以法律形式禁止同犯有種族滅絕罪行的國家簽署自貿協定。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2月22日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中指出，酷刑、強制勞工以及強制節育等都在中國的新疆以「工業化規模」發生。拉布呼籲，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巴切萊（Michelle Bachelet）或其他獨立專家應「立即和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人權理事會應該就此事做出一項決議。中國外長王毅對此則回應稱歡迎聯合國人權高專訪問新疆：「新疆地區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的」。

加拿大國會2月22日以266比0的票數通過一項動議，認定中國在新疆對維吾爾人進行種族滅絕。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和大多數內閣成員則投了棄權票。特魯多一直不願將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人的做法定性為種族滅絕，稱該詞「極其沉重」，並表示在做決定前需要進一步審查。

荷蘭議會2月25日通過一項不具約束力的動議，稱中國在新疆對待維吾爾穆斯林的方式屬於「種族滅絕」。首相呂特(Mark Rutte，圖)所屬的政黨對該動議案投下反對票。荷蘭外長布洛克(Stef Blok)表示，政府不想使用「種族滅絕」這個字眼，因為聯合國和國際法庭都尚未做出相關認定。

新疆社會科學院2020年9月公佈《關於境外炒作新疆人口問題的研究報告》，稱近年來新疆人口持續增長，其中維吾爾族人口增幅和出生率均高於全疆平均水準，所謂「種族滅絕」沒有任何根據，並稱2018年新疆人口增長出現下降，是全面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結果，也是新疆經濟社會發展和各族群眾生育觀念轉變的體現。中國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新疆2010至2017年的人口出生率均在15‰左右，其中2014年為16.44‰。但2018年，新疆的人口出生率降至10.69‰，2019年降至8.14‰。新疆人口自然增長率2017年為11.4‰,2019年跌至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