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西.塔隆在本周出版的美國新聞周刊發表了他的廣島見聞，雖然廣島人民戰後在爆心處建立了原爆紀念碑，原廣島博物館的廢墟也時刻提醒人們───廣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核武器用於實戰的受害者，廣島公民社會一直是戰後迄今最積極反對一切戰爭、維護和平憲法的中間力量；但是，原爆苦難的集體記憶卻隨著老一代親身經歷者的逝去而漸漸消散。

日本社會對二戰的集體記憶在悄悄改變，不少日本國民將廣島和長崎共34萬原爆受害者，等同於南京大屠殺的30萬人；東京都知事石原也將1945年3月10日的東京大轟炸中死亡的10萬人等同與廣島原爆受難者。日本新的民族主義在這種模糊了原爆受害與侵略他國間界限的集體記憶重構中漸漸形成，對日本的新民族主義者來說，如扶桑社歷史教科書所代表的，太平洋戰爭是日本軍隊幫助東亞國家從歐美殖民下獨立的解放運動。本周日本國會的二戰終戰60周年決議也照搬了這一觀點，不承認侵略史實和東亞各國的受害情況。人數並不多的新民族主義者在二戰結束60周年後，譖取了一向政治冷漠的日本主流社會的政治認知，也拉升了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緊張。

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則頑強繼續著二戰受害者的記憶，屬於「百年屈辱史」的一部分，代表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核。近70年來，這一認知，都是作為共產黨與另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國民黨的競爭核心，在市場經濟發展、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淪落的今天，基於中日歷史關係的想像幾乎成為中國現政權唯一的、得到廣泛支持的合法性基礎。1911年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內核、也是現代民族國家的基礎──共和與民主，反而被民族仇恨情緒這樣偏激的情緒所取代。於是，國際社會注意到，中國的國家形態長期處於孱弱狀態，不能從經濟成長和國際交往中汲取養分；到二戰結束60周年之際，中國國防學院朱成虎將軍更前所未有地宣佈了核報復戰略。人類社會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又一次面臨核大戰的危險。

廣島原爆60年後，如同二戰戰勝國之一的美國在日、韓的駐軍所暗示的佔領狀態並未結束，中國現政權也未參與簽訂三藩市和約，東亞政治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二戰結束後的未定狀態，再次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危險仍然存在。而且，這一危險，隨著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核武器和和平利用核能之間的界限的模糊愈益加劇。

在太平洋地區，兩個核大國中美雙方擁有的核武器都能各自消滅對方許多次，各自核武數量的多少已經沒有多少意義，危險的卻是核武器的常規化如種種小當量核武器和低輻射的電磁脈沖彈或中子彈，以及常規武器發展出的巨大威力。同時，非核政策的日本其武器級核原料也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工業基礎中不斷積累，以日本科技水準，跨過核武門檻輕而易舉；政治層面，在日本民族主義的持續升溫中，日本國會最終修正麥克阿瑟主持的日本和平憲法也非難事。

核或非核，戰或非戰，和解或仇恨？東亞往何處去？在廣島原爆60周年之際，對東亞和太平洋各國來說，這些選擇依舊模糊。

(吳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