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媒體雖然承認廣西博白縣發生了騷亂，但只是按照以往習慣的宣傳口徑，含糊其辭地將事件稱為「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唆使「不明真相」的群眾製造的一起個別性群體事件，並輕描淡寫地暗示「可能」是地方官員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時「有一些錯誤」。

根據海外媒體的大量報導，其中有不少還是直接採訪當事人的報導，事件應該是在五月初就開始醞釀，並在上周末達到衝突高潮。在騷亂最嚴重的沙陂鎮，憤怒的村民燒毀了地方政府的辦公房，汽車和辦公室被打砸。

人口超生嚴重，計生隊野蠻「執法」

博白縣屬位於廣西省東南的玉林市，根據網上可能檢索到的以新華社和地方報紙為主的官方報導資料(包括博白縣人民政府的官方網站)，這個縣是個人口大縣，有人口160萬(也有的說148萬)，比較有名的是手工編織品的出口，但經濟上應該並不屬於貧困縣，但也不發達。作為比較，這個縣1949年時人口只有49萬，可見當地人口增長過快，導致人均耕地面積迅速縮減。

今年一月和二月，廣西自治區政府先後召開了「廣西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和「廣西人口和計生工作會議」，區委書記劉奇葆都親自做了「重要講話」，官方會議報導中指出「我區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仍然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形勢相當嚴峻」，並有「嚴格控制政策外生育」、「嚴格責任追究」和「狠抓獎懲政策兌現」等字眼。香港媒體報導說，在後一個會議上，超生嚴重的博白縣政府被給予「黃牌警告」處分，促成了博白縣政府官員下決心扭轉局面挽回面子和仕途前程。

據香港媒體經採訪當地見證人後寫成的報導，博白政府派出的計劃生育執法隊口號是「不見人，要見物，不見物，要見屋」，就是說對超生的村民採取的是「見人抓人，見物拿物，兩者得不到就推倒房屋」的野蠻突擊行動。港媒報導還說，為完成超生罰款指標，執法隊到銀行調查超生戶的存款，發現有存款即被凍結，如果三天內不交罰款，便被強充為罰款。此舉造成許多人到銀行擠兌，鬧得博白縣許多鄉鎮雞犬不寧、人心惶惶。

從計劃生育政策看地方政府施政能力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自1979年開始嚴格執行，後來在一些農村地區放鬆到每戶可以生兩個孩子。但是經過對官方資料和騷亂發生後的各種報導的分析，博白縣家庭超生兩個孩子以上的現象應該是非常普遍。有當事村民對海外媒體說，計生執法隊暴征橫斂，甚至對80年前後出生的、現在已經成家生育的「超生人口」也老賬新賬一起算追加罰款，開出十幾萬元的罰單，足以導致當事人的傾家蕩產。

這一現象表明，博白縣多年來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已經流於形式，地方政府要麼是對超生放任自流，要麼是為了政績採取了隱瞞不報弄虛作假的做法，導致了超生問題經過多年積累終於嚴重超過上級政府規定的指標。

地方政府在計劃生育政策上的失靈顯然不是因為政策和行動的缺失，在騷亂發生的不到一個月前，廣西日報(2007年4月9日)還報導了博白縣寧潭鎮黨委、政府組織「購買了1500斤麵條和兩頭大豬」，「把黨和政府的溫暖和關懷送到計生對象的心坎上」，「使計生對象深受感動」。

也是在事件發生前的一個月，新華社記者還專門到博白縣松旺鎮山心村採訪報導「好村官朱日祥同志的先進事跡」。報導說，「在今年春季計生摘「黃牌」打人口翻身仗期間，他(朱日祥)抱病仍連續堅持奮戰了二十八個日日夜夜，最終累倒在計生工作崗位上，誘發突發心肌梗塞搶救無效以身殉職」。

這兩則報導顯然給人以當地計劃生育工作非常得力的印象，而當地僅一個月後就因計劃生育而爆發大規模騷亂，讓讀過報導的人大跌眼鏡。瞭解中國政治現實的人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當地的計劃生育政策多年來肯定是流於形式，走過場，在積重難返後，導致了被追究責任的地方村官靠「日夜奮戰」和「突擊摘牌」的「先進」行為來試圖彌補。這個20年積累的人口問題靠28個日日夜夜來解決，這一數字對比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在檢索有關博白縣的近期新聞時，可以看到「博白縣抓經濟發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下猛藥治理污染」(5月22日)、「博白重拳打擊破壞森林資源行動」(5月23日)、「博白重拳打擊兜售『六合彩』碼報行為」(4月28日)和「博白警方整治城區治安出重拳」(06年9月5日)等地方媒體報導。「下猛藥」和屢屢「出重拳」，語言暴力的背後，多少可以看見地方官員的施政方缺少法律意識和粗暴。凍結超生村民銀行存款的行為更是表明，地方施政官員素質底下，缺乏最起碼的法律意識。

長久以來，中國農村基礎政權一方面有嚴重渙散和能力缺失的問題，另一方面又有地方吏治腐敗和家族化以及黑社會化的傾向。在廣大的農村，村民權利缺乏法律保障和制度化表達與維護的渠道，地方政府公權力缺乏法律與媒體監督，這是導致村民與政府發生衝突的事件此起彼伏的一個制度化原因。在有效而公正的地方吏治得不到制度性保證的情況下，「和諧社會」離中國的農村還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