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是否也注意到中國官方媒體對「負面新聞」報導時開始轉變態度呢？

展江：當然，我覺得這是中國政府在推動新聞訊息公開的一個進步。因為我們知道過去中國媒體很少報導社會中出現的問題，但是在今年5月1日中國政府公佈的《政府訊息公開條例》正式生效之後，他們已經意識到，如果這些負面問題不是由官方媒體首先發布，而是由網路或是西方媒體佔有主動，那結果只會更糟。

這種轉變是否也意味著，中國政府意識到在網路普及的今天，迫於網民及國際媒體的壓力「負面消息」正處於一種不報不行的境地呢？

是有這樣的因素。有人認為，「有些消息政府自己不報導，西方媒體就會報導。」顯然這樣的做法是被動的。如果西方媒體不報，來自中國內部網民的壓力，消息也還是封鎖不住。所以在5月1日以後，政府內部達成的協議是類似的訊息應該公開，而且要做到盡可能的公開。

現在，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已經意識到推行中國新聞透明度的必要性。因為中國已經開放三十年了，發生這樣或那樣的社會事件都是正常現象。新聞不開放的結果將導致訊息只能在民間流傳，而產生出來的社會矛盾也不一定能得到解決。相反開放了之後，老百姓至少覺得政府還是採取了一些措施，起碼能比較正面地看待發生的社會矛盾。

目前來看《政府訊息公開條例》在執行上是否遇到困難呢？

現在的問題是，國務院推行的政策到了地方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都知道有些地方官員工作中會出現問題，引起民眾不滿，他們很擔心不光彩的消息被傳出去。例如：前陣子一個遼寧的縣委書記被免職後，地方上又重新為他安排了另一個單位的領導工作。這件事一出很多網民和群眾都提出抗議，結果是政府不得不向公眾承諾這位「有問題」的縣委書記的新工作只是暫時而已。所以這也算是新聞公開後，民眾參與政府對話解決社會矛盾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我們看到類似出租司機罷工等社會問題近期被頻繁曝光，有人擔心這樣做不僅解決不了社會矛盾，反而會給中國社會安全帶來更多不安全隱患呢？

實際上，中國現在還沒有達到什麼事情都公開的程度。但按照西方媒體的新聞標準，中國還是有很大變化的。我要說，西方社會要允許中國有進步的空間和時間。新聞公開政策出現轉折之後，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做到，訊息的公開是讓媒體參與到事件的報導中去，而不是說由地方官員統一口徑之後公開消息。

採訪人物：

展江，現任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新聞與傳播學教授，法學博士。經常對中國新聞改革進程發表看法，他在文章中強調，「媒體應該是社會公器，一味排斥負面東西，媒體就是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