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莫斯科、尤其來自北京的壓力顯然促使北韓做出了讓步。上個月，中國有好幾天中斷通過輸油管向北韓供應原油。開始時，中國政界領導人要求北韓和美國進行雙邊會談。由於華盛頓反對，據說中國已決定支持多邊談判。韓國外交部長官尹永寬在漢城說，中國保證將參加這樣的談判。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大轉變，過去，只要不觸及中國的固有利益，中國在國際衝突中通常採取緘默觀望的態度。」

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認為，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立場的變化，說明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自八九年「六四」以來的第三次重大變化。文章認為，「六四」以後，鄧小平針對當時國際形勢巨變提出了「不出頭」的外交原則，要求把精力集中在國內政治安定和經濟發展上，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第一次變化。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熱衷於在國際上出頭露面，鄧小平制定的原則日漸式微，外交政策發生了第二次變化。江澤民主政期間，中國經歷了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和2001年中國戰鬥機與美國間諜飛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三大事件。每次都差一點形成燎原之勢，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現在，中國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第三次重大變化正初見端倪，文章繼續寫道：

「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向並不是簡單地回到鄧小平冷靜觀望的原則。其重點是更多地強調國家利益。在中國，國家利益是一個沒有精確含義的概念，凡是黨意圖向人民隱瞞的一切，都屬於國家利益。1997年，國家利益這個概念第一次用於外交政策。當時，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政府外交顧問中的『鷹派』人士嚴學通（譯音）發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這本書試圖把國家利益從意識形態階級理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為畢竟黨早已不是工人階級政黨。這個概念帶來的好處是，黨不再代表一個階級、而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按照嚴學通的說法，這個概念符合西方政治學的習慣，與過去黨喜歡使用的『民族利益』相比，聽起來是中立的。在伊拉克問題上，北京表現得極為靈活。中國當然反對這場戰爭。只要不是共產黨自己進行的戰爭，他們總是反對的。中國主張聯合國發揮強大作用，但並不明確表示使用否決權問題，因為無論北京怎麼做，它不是激怒美國，就是激怒阿拉伯國家。

所以，中國滿懷興趣地注視『老牌』歐洲立足自我的嘗試。現在，中國已獲得了第一期『戰爭紅利』。上星期五，華盛頓宣佈，與過去做法相反，在今年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例會上，美國將不再提出反對中國的提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