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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北韓問題看中國外交政策的變遷

2003年4月22日

北韓在核計劃問題上做出讓步,放棄了過去提出的只與美國舉行雙邊會談的立場,表示可以舉行多邊談判。北韓立場的轉變,引起了德語媒體對中國所起作用的廣泛注意。南德意志報在一篇報導中寫道:

北韓的導彈不久將配備核彈頭嗎?圖片來源: AP

「來自莫斯科、尤其來自北京的壓力顯然促使北韓做出了讓步。上個月,中國有好幾天中斷通過輸油管向北韓供應原油。開始時,中國政界領導人要求北韓和美國進行雙邊會談。由於華盛頓反對,據說中國已決定支持多邊談判。韓國外交部長官尹永寬在漢城說,中國保證將參加這樣的談判。這是北京外交政策的一大轉變,過去,只要不觸及中國的固有利益,中國在國際衝突中通常採取緘默觀望的態度。」

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上的一篇文章也認為,中國在北韓問題上立場的變化,說明中國的外交政策出現了自八九年「六四」以來的第三次重大變化。文章認為,「六四」以後,鄧小平針對當時國際形勢巨變提出了「不出頭」的外交原則,要求把精力集中在國內政治安定和經濟發展上,這是中國外交政策第一次變化。鄧小平死後,江澤民熱衷於在國際上出頭露面,鄧小平制定的原則日漸式微,外交政策發生了第二次變化。江澤民主政期間,中國經歷了1996年台海危機,1999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北約轟炸和2001年中國戰鬥機與美國間諜飛機在南海上空相撞三大事件。每次都差一點形成燎原之勢,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損失。現在,中國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第三次重大變化正初見端倪,文章繼續寫道:

「然而,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向並不是簡單地回到鄧小平冷靜觀望的原則。其重點是更多地強調國家利益。在中國,國家利益是一個沒有精確含義的概念,凡是黨意圖向人民隱瞞的一切,都屬於國家利益。1997年,國家利益這個概念第一次用於外交政策。當時,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政府外交顧問中的『鷹派』人士嚴學通(譯音)發表了『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這本書試圖把國家利益從意識形態階級理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因為畢竟黨早已不是工人階級政黨。這個概念帶來的好處是,黨不再代表一個階級、而代表整個國家的利益。按照嚴學通的說法,這個概念符合西方政治學的習慣,與過去黨喜歡使用的『民族利益』相比,聽起來是中立的。在伊拉克問題上,北京表現得極為靈活。中國當然反對這場戰爭。只要不是共產黨自己進行的戰爭,他們總是反對的。中國主張聯合國發揮強大作用,但並不明確表示使用否決權問題,因為無論北京怎麼做,它不是激怒美國,就是激怒阿拉伯國家。

所以,中國滿懷興趣地注視『老牌』歐洲立足自我的嘗試。現在,中國已獲得了第一期『戰爭紅利』。上星期五,華盛頓宣佈,與過去做法相反,在今年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例會上,美國將不再提出反對中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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