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號是克里斯塔.沃爾夫（Christa Wolf）的75歲生日。德國統一沒多久，批評的狂潮一度快把這位前東德女作家淹沒。人們指責她的「機會主義」，稱其為前東德的「國家詩人」。這場針對前東德作家的所謂德國文學爭論，一直侷限在文藝副刊領域。但是通過沃爾夫的作品『童年典範』和『卡桑德拉』，全世界讀者對這位出生在瓦爾特（今波蘭）蘭斯堡的作家的愛戴毫發未損。相反在她的新書『一年中的一天』出版伊始，文學評論界就對她重拾興趣。

「借此機會，我要感謝多年來給我作品以厚愛的讀者。在我生命的灰暗時期，是你們的堅持讓我不忍放棄，我全心全意地信賴你們！」

兩年前沃爾夫因為畢生作品獲頒"德國圖書獎"，這是她當時的感謝致詞。不錯，讀者們值得她的真心信賴，而西德的文藝副刊就不一樣。1990年，他們針對她挑起了一場爭論。導火線是她當時出版的作品『所餘的一切』，文中描寫了她過去被東德情報部門監視的經歷。有人指責說，這種申訴不過是馬後炮。為什麼當年她不敢挺身而出，高聲抗議呢？曾經對她高唱贊歌的文學評論家們，也給她戴上了東德「國家詩人」的帽子，說她代表了所有的東德作家。

「開始的時候，這似乎是一個理想王國和邪惡之國間的較量，而前者理所當然具備將後者一口吞併的力量。事實上，政客們有意玩的那套把戲我心知肚明。但是普通老百姓的反應卻讓我詫異，這很耐人尋味。他們那麼做，一定是因為有更深層的需要。」沃爾夫說。

漸漸的一切風平浪靜了，包括當時所謂的德國文學爭論。在沃爾夫此間逗留的美國，人們對這個典型的「德國「爭論大搖其頭。

由於近年的作品，特別是去年秋天的札記『一年中的一天』，沃爾夫步入德國最著名的當代作家之列。其札記覆蓋了從1960至2000年整整40年，闡述了東德當時的寫作環境和作家受到的刁難與批判。數十年，因為不願對官方的文學要求卑躬屈膝，她過著放逐生活。這位女作家一再追問，在社會中自己究竟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又能為社會承擔些什麼，有什麼是她無能為力的。早在1976年前，她就第一個對取消比爾曼的東德國籍公開提出抗議。從中人們可以解讀出她對國家規範的社會主義的質疑，那不是人類和社會的烏托邦，和她最終的夢想大相徑庭。

『一年中的一天』首先擷取了平常的日子，而這正是她引以為貴並悉心珍藏的，「或許直到今天我都還一如既往地渴望，不讓太多記憶的珍寶沉沒到遺忘的海洋。日常生活組成了人生。每天都是生命的一個片段,一旦溜走，它就真的不再回頭，而我們也離死亡更近了。不著痕跡地讓它過去，會讓我覺得痛心。」

女文學評論家Fauke Meyer-Gosau認為，沃爾夫的日常生活和親身經歷一直以來是她寫作的基石。「在主題和她自己左右，人們總是能夠從故事中察覺到作者的影子。從1959年她的第一部作品『莫斯科小說』到去年的『一年中的一天』，人們都會發現，她一向把自己的故事和親身體驗置於文學的審視之下。"

1976年的『童年典範』中，她毫無保留地回顧了自己納粹時期的童年。此後的『卡桑德拉』和『麥迪亞』中，她利用古典形象諷喻各種社會文明，這種批評延伸到各個意識形態的領域。一直以來，正是她的主觀因素使她的作品更加富有感染力。如批評家所言，在最新的作品裡，她拋卻對文學形象的矯飾，使主題得以更為淋漓盡致的表現。

這樣她自己也變作一個歷史人物，一個罕有的聽憑文學擺布的傳記對象。作為這個歷史形象，人們可以同時從中看到五十年的滄桑如何遠去，在作家群體中這本是一個創舉。

（Gabriela Schaaf/文卿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