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 中國維權律師楊斌仍清楚記得，2月15日那天廣州下著大雨。當天中午她與家人正在二樓午休，突然聽到樓下傳來嘈雜的聲音，接著電話響起。她接起來後，村裡的工作人員聲稱因為新冠疫情嚴重，他們需要到楊斌家做些檢查。

楊斌先到三樓通知在她家藏匿數天的著名維權人士許志永，接著她先生便下樓開門。門一開後，他們赫然發現門外出現許多來自北京與廣東的警察。她告訴德國之聲：「他們應該是針對許博士來的，而我們一家三口也被帶回派出所羈押訊問，過了20多個小時後才獲釋。」

據悉，當時楊斌一家人被警察指控「窩藏通緝犯」，到了派出所後，警察不斷問楊斌關於許志永的問題。她説：「他們問我許博士怎麼到我家的，我怎麼認識他的以及我為何要讓他住我家。我對他們說，許博士對我來說是個自由的人。我知道他之前坐過牢，但我也知道他已獲釋，所以他就是個自由的人，我接待他也是很正常的。我告訴他們我很尊敬許博士。」

楊斌向德國之聲表示，她與許志永僅多年前在北京見過一面，但許志永知道她在廣東的住處。許志永因2019年12月參與了一場在廈門舉辦的民間聚會後，與其他多名中國維權人士遭中國當局通緝。他在中國疫情十分嚴重時，到楊斌家借宿多日。楊斌說：「我與他沒有多做交談，平日我們一家住二樓，許博士住在三樓。大部分時間他會在三樓自己看書，只有吃飯時間會下來與我們一起。」

楊斌律師證遭注銷

實際上，這並非楊斌首次被中國政府盯上。楊斌告訴德國之聲，去年5月她透過微信公眾號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關於雲南廣濟村的幾十名農民因為獲釋的農民舉辦歡迎會，遭當地警方抓捕獲定罪，而楊斌在文章中表明她認為農民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不久後，她接到司法局及她所服務的律師事務所的來電，要求她刪除該文章，但楊斌拒絕妥協，於是與律師事務所的主任發生的爭執。她告訴德國之聲：「他認為我不尊重他，過幾天，律所通知我合同到期，要求不續簽，自己找其他的律所。」

楊斌決定嘗試到北京的律師事務所執業，她也很快地找到了願意收留她的律師事務所。不過由於北京市律師協會對想要到北京執業的律師有諸多限制，於是楊斌花了半年准備到北京執業所需的資料。

她説：「光是辦理北京的居住證就花了半年的時間。我在今年春節前將所有的資料都遞交到北京市律師協會，並等待他們的面試通知。但是等了7個多月仍沒有消息，我便認定轉所到北京這件事一定石沈大海。」

與此同時，廣東省司法廳於8月中通知楊斌，聲稱因為她自2019年5月31日合同後便未與律師事務所續簽合同，所以司法廳擬根據《律師執業管理辦法》第23條，注銷她的律師證。

楊斌表示，她將依照法律程序提出行政覆議以及行政訴訟，但她對於結果不抱太多希望。她告訴德國之聲：「我會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也希望這個訴訟能產生社會效果，讓社會大眾更關注中國律師面臨的言論打壓。我還是得表達自己的聲音。」

從體制內到體制外

與大多數中國維權律師不同的是，楊斌曾擔任中國的檢察官長達20多年，她在2015年才辭職成為私家律師，開始代理各種不同的案件。她告訴德國之聲，當初選擇離開中國的司法體制內的工作是因為她嚮往自由。

她説：「在體制內瑣碎的事情太多，我必須被動地去參加跟應付很多政治學習，即使不願意或不喜歡，我也必須要去。但成為私家律師後，各方面都有很多自由。」

楊斌表示，她成為律師後，處理案件的範圍雖然變廣，但她也發現中國的法律制度仍存在許多問題。她向德國之聲表示：「雖然中國透過司法統一考試來改善司法人員的素質，但是在司法制度與法治精神方面，中國的進步仍很緩慢，問題也還是很多。在中國，我們不能去改變根本的問題，只能在表面或技術上的東西做一些花樣。這麼做到底有沒有意義，我也表示懷疑。」

楊斌坦言，現在中國社會呈現非常壓抑的狀態，民間社會幾乎沒有發揮的空間。而在體制內，大多數人都選擇謹言慎行，按照政府的規定來做事。她説：「體制內是一種人人自危的感覺，而體制外則是每個人都進行自我審查。」

楊斌也說，自從2015年離開中國政府體制成為私家律師後，她漸漸認清在中國現有的法治環境下，律師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她告訴德國之聲：「找我的當事人特別多，但我大部分情況下都拒絕他們，因為我認為自己也無能為力去解決他們面對的不公。我覺得挺無奈也絕望的。」

「論光明磊落，很多人都非我對手」

在律師證被注銷前，楊斌變幾度因公開言論或表態被中國當局關切。去年香港爆發「反送中」示威時，楊斌寫了一篇短文，在中國社群媒體上被廣泛轉載，她也因此被中國當局警告。此外，在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楊斌也曾在網路上簽署聲援新冠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醫師的連署信，呼籲中國政府恢復李文亮等吹哨人的名譽。

面對中國當局的打壓，楊斌向德國之聲表示，她一向都認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能放在陽光下被社會大眾檢視。她説：「在中國的大數據監控下，我們每個人都沒有隱私，我在體制內就學會這點。如果論光明丶磊落與坦蕩來說，可能很多人都不是我的對手。」

楊斌坦言，當時許志永到她家時，她預料自己必須面臨的最壞結果，便是被警察訊問24小時，而她認為那是她有辦法承受的後果。她說：「在許博士逃亡的過程中，可能很多人害怕因為幫他而惹上麻煩，但我就不怕接待他。」

雖然近日陸續有維權律師被警告不要再接受外國媒體採訪，但楊斌卻表示她不會迴避媒體的採訪邀約，因為她認為接受採訪或是針對特定事件發表言論，都是正常言論自由或表達范疇內的行為。

她説：「我心裡確實不覺得這個行為有什麼不妥，所以我就自然表現的會去公開談論這些議題。這可能代表我心中沒有那麼多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