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中文網）中國「鐵鍊女事件」引發高度關注，經過冬奧後輿論依然未散去。民間輿論以及公民自發性的辦案追查，被認為是促使官方進一步調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江蘇省委省政府調查組2月23日發佈「豐縣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調查處理情況通報，認定了楊某俠是小花梅、而非被懷疑的失蹤女子李瑩，小花梅是從雲南被拐賣至江蘇的。此外，十多名相關官員被懲處。董某民被以涉嫌虐待罪依法批捕。

開始言論管控？

與此同時，自上週四（2月17日）江蘇省委省政府成立調查組後，連日卻傳出多起消息指，關注豐縣事件的聲音正受到官方壓制。

像是​​日前披露楊某俠與董某民結婚證、指出巨大疑點的前《鳳凰週刊》編委鄧飛，週二（22日）稱，有網友表示自己被徐州警方找上談話，追查是不是她給鄧飛發了結婚證照片。

除了披露結婚證照片者的身份受到官方「關切」，日前也有網路照片流出，案發地江蘇徐州豐縣董集村周圍，圍起了長長鐵皮牆，外人難以進入。更早前，有中國記者前往董集村試圖採訪，被以「疫情防控」之由禁止入村。

另外，中國知名獨立書店「單向空間」杭州分店，曾擺設聲援豐縣事件的女性主義書單陳列桌，但在上週末卻被撤下。有親赴書店現場的網友拍照證實，看板已被撤換成另一張委婉寫著「她的故事，無限閱讀」的看板。網上流傳，「單向空間」是被打電話「約談」關切才撤下陳列桌看板。德國之聲試圖聯繫「單向空間」但未取得回應。

不只「單向空間」，耶魯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現任教於上海紐約大學分校，同時活躍於華文媒體圈的林垚，日前在推特上發出對話截圖稱，中國有「國內高校、電視台紛紛接到上級指示，禁談豐縣事件」。

長期關注中國網路審查封鎖的非營利組織「GreatFire」週一（21日）也指出：「微博上提及徐州或豐縣、被審查封鎖的貼文，正在『自由微博』上爆炸式成長。」自由微博是專門蒐集被審查、刪除的微博貼文的網站，其首頁可以看到被封鎖貼文的即時畫面與熱度排名。

種種跡象讓許多輿論質疑：官方前腳才成立調查組承諾「全面徹查」，但是否後腳開始捂嘴輿論、壓制熱度？有中國網友諷刺：「這省級調查組的鐵拳就是給力」、「調查組一出手就很『穩』」。

由下而上的「公民辦案」 輿論能持續多久？

「豐縣鐵鏈女的事，我覺得是我上網這麼多年裡，前所未有的，極其特殊的一次經歷。」中國作家、在微博上有85萬追蹤者的「水木丁」表示，「從前這樣的熱點，很快就會消聲覓跡。但是這一次，長達一個多月，被各大平臺的熱點，熱搜一再降熱度，人工屏蔽...它依然沒有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甚至有「老調查記者自發去調查。網友們自發地去搜索各種資料，傳遞資料。在我幾乎覺得已經要蓋棺定論的時候，又看到新的線索。」

鐵鍊女事件被披露後，許多網友、媒體人自發性地追查辦案，或前往當地聲援。比如：披露董楊結婚證的鄧飛；《雲南訊息報》前調查記者鐵木、馬薩前往小花梅故鄉實地訪查，撰寫〈尋找小花梅〉報導（該報導在中國已被大量刪除）；兩名關注女權的聲援者，前往豐縣希望探視八孩母親（兩人在當地被派出首拘留，一度下落不明，直到18日才於微博發文報平安）。

鐵鍊女事件為何能在官方壓制下，持續獲得大量輿論關注、甚至促使民眾自發追查？除了因為官方通報疑點重重、失去公信力，中國國內的正規媒體幾乎無人報導之外，長期關注中國婦女權益的女權運動人士呂頻告訴《德國之聲》，如今在中國，社會事件要引發關注「門檻變得越來越高」，「發生在一個縣的事情，震動了整個中國」，首先是因為八孩母親「極其殘酷、非人間的遭遇，喚起了許多人的共情。」

呂頻說，小花梅事件就像中國社會在官方壓制之下，尋找破口的一個「引爆點」，雖然事件「本身是極端的，但很多人感同身受。」儘管他們未必是社會底層的女性、未必有類似經歷，但這次事件戳穿了「表面上的歲月靜好，背後其實（反映的）是安全感的缺失。」她說，中國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安全感是極差的，面對暴力的威脅，很難得到保障。」而這種不安全感的投射、對於殘酷犯罪的憤怒，「讓人們感到不得不去做點什麼」。

但在中國官方近日疑似升級壓制輿論之下，輿論能否持續？她說，中國「一直在控制輿論，但也不斷讓步」，一次次地發出官方通告其實就是一種讓步，政府其實也「承認大家對這次事件的討論是有正當性的。」但中國採取的是一種「外鬆內緊」的策略，表面上關注調查，但另一方面威阻聲援與自願追查者。「不了了之對政府來說，是最佳解方。」

中國婦女拐賣問題

中國的婦女拐賣問題長期缺乏詳實透明的官方統計數字。2015年，中國官媒《中新網》報導，公案部刑偵局打拐辦主任陳士渠稱，中國現在「接近於天下無拐」，「國內的女性被拐賣到別的地方給人做老婆，這種發案也很少。」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19年中國拐賣婦女兒童立案數為4,571起，佔該年刑事立案1％。

山東女子學院婦女研究與發展中心教授陳業強，在2010年後多次前往雲南福貢縣——也就是小花梅故鄉所在地——進行田調，其後出版《怒江傈僳族婦女跨省婚姻遷移研究》一書。書中提到，2010年至2012年間，當地婦女拐賣的介紹費比起近15年前翻漲至2,000至3,000人民幣，彩禮則漲至3萬至6萬。

婦女拐賣除了牽涉利益與經濟問題，綜合陳業強、中國知名社會學者王金玲等學者的說法，也與一胎化政策導致的性別比失衡有關，並在傳統的結婚嫁娶、生兒育女觀念的驅使下，形成了從「外地」拐賣婚遷婦女到「當地」的人口販運現象。

呂頻則表示，單就小花梅事件其實很難直接判斷中國婦女拐賣問題實際情形。她說，中國婦女拐賣問題與中國社會變化有關，比如改革開放後的人口流動，讓人們更容易進入原本交通不易達的雲貴地區，加上為了「滿足父權對於家庭的需求、對於女性無酬勞動的需求」，種種複雜因素之下形成當代中國婦女拐賣問題。

當「中國社會在往前走， 一些人被犧牲遺忘」，如小花梅這樣的「底層女性的創傷一直沒有被解決。」呂頻說。

根據中國媒體《看看新聞》引述，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根據1,038份裁判文書的分析統計顯示，中國被拐婦女年齡主要集中於14歲至30歲之間。其中，超過25%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而拐賣婦女相關犯罪案件中，近九成案件涉及強姦、強迫賣淫等行為。

罪與罰的修法可能？

關注鐵鍊女事件的另一種民間聲音，還來自於修法討論。

根據中國《刑法》，拐賣婦女兒童罪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拐騙、收買、販賣、欺詐、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其中，第240條拐賣婦女兒童罪明定犯下拐賣婦女兒童罪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者，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性，甚至死刑；第241條規定：如不考慮其他強姦等重罪，「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教授羅翔曾諷刺表示：買一名女子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但買一隻鸚鵡判刑是五年以下，「妳連鸚鵡都比不上阿，因為鸚鵡都比妳貴阿。」

羅翔指出，拐賣婦女罪相較於其他犯罪情節嚴重的罪行，罪行那麼輕，「立法者或許是考慮到我國口買賣的悠久『國情』。在一些地方，幫老光棍購買女性解決婚配問題，是要舉全村之力才能辦到的事情——人人有責，導致人人無責。」而婦女拐賣罪對賣方處罰嚴格，但對買方處罰較輕，羅翔也呼籲應修法使「買賣同罪」。

對於部分法律人士呼籲的修法意見，週二（22日），中國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在接受中國《財新網》專訪時表示，「他已將『嚴厲打擊拐賣、收買婦女、兒童罪的建議』寫成材料提交中央有關部門，也會在全國『兩會』上作為提案提交。」但其建議細節未知。

與此同時，中國《婦女權益保障法》近來將迎接1992年以來的一次大修訂。自去年底（2021年12月）自今年初，中國官方曾向民間公開徵集意見。官方稱，該法的修訂草案徵集到的意見數，「在同時期徵集意見的法律修訂草案中遙遙領先」，足見民間對婦女權益的關注程度。

儘管有網友期待《婦女權益保障法》的修訂能回應輿論，進一步處理婦女拐賣問題，但根據目前的修訂版本，這次修訂僅增加了關於職場性別歧視、性騷擾等內容，現行版本中行文籠統、懲戒不明的婦女拐賣相關內容，則未有明顯修訂。

對此，呂頻指出，《婦女權益保障法》雖然打開了一個空間讓人們可以公開討論、表示他們對婦女權益的關心，但更多像是個像徵性的法律。

追求真相與女權空間剩多少？

有中國網友質疑，《婦女權益保障法》第53條規定：「婦女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可以向婦女組織投訴，婦女組織應當維護被侵害婦女的合法權益，有權要求並協助有關部門或者單位查處。有關部門或者單位應當依法查處，並予以答覆。」但連日來，豐縣事件輿論沸騰，卻幾乎不見婦聯蹤影。

對此，呂頻解釋，婦聯是一個非民間的組織，在習近平上任以後「婦聯被邊緣化，現在的位置比以往更尷尬」，雖然具有像徵性，但功能主要還是維穩。比起解決衝突與問題，更多是在「消滅（維權）反抗的衝動」。

此外，「中國現在很難有社會運動」，只能以自發、分散的、甚至有創意的方式去聲援。比如這次「單向空間」杭州店的陳列桌事件，「這麼小的聲援也能引發關切」，也是因為「其他更強烈的抗爭被消失了。」

呂頻指出，「收緊管制一直是政府的大勢所趨，政府應該會持續加強管控，很難期望一個個案能夠阻止政府的管控加強。」尤其現在在中國，「沒有一個可持續性的（運動）能量，人們已經無法聯繫起來，也沒有可行的行動議程，更別說政治化了。很難抱有期待。」但呂頻也強調，如豐縣事件一樣，「被個案所觸發的反抗其實很重要，因為這說明了社會是不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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